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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_霍达【完结】(14)

  在他们当中,未到月底就没了钱的,煤气用完了无钱换的,大有人在。在汽车上听到人家个体户说:“吃对虾我都吃腻了!”他们瞠目结舌。对虾那东西,几十块钱一斤,当教师的敢问吗?一位副教授因伤住进医院,同病房中六个病人,他的职务最高,工资却最低,一时成为笑谈。你知道开车的、开电梯的挣多少钱吗?知道钉鞋的、卖冰糖葫芦的挣多少钱吗?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赶不上个体户一天的收入。我在采访中去过一位副教授的家,该有的几“大件”都有了,显然比其他人优越。我感到欣慰,正待启齿询问何以“富之”,他的儿子在一旁插了话。他以鄙夷的目光斜睨着老子,对我说:“您问问那是谁挣的?”我当然立即就明白了。那位副教授很尴尬,在儿子面前自惭形秽。

  师大的人都知道一个绰号叫“傻大力”的孩子,显然智力不高,但他卖冰棍儿一个月挣四百块,比一级教授还阔。某位三级教授的孙女高中毕业不考大学,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每月拿二百五十元,赶上了她爷爷。

  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有教授头衔的如凤毛麟角,能晋升为副教授已经难而又难了。何况教授也已经“贬值”,五十年代的一级教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八十年代新晋升为一级教授的只有二百五十元,何况如今的钱又那么不值钱。难怪有人说: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教授在降价!而大量的,像徐志英那样的老讲师,每月的劳动报酬至多才一百元出头,更不能和人家比了。难怪有人嘲笑他们:干了三十年,还不如那个“傻大力”,看来你们越读书越吃亏啊!

  的确,知识在贬值。知识分子的总体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才五十六块,不如一个小保姆,用这点儿工资雇个扫街的都没人干!中年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比不上卖豆芽菜个体户一周的收入。北医附属医院大夫做手术超过十二点,仅仅补助两个鸡蛋。而他们雇个剃头的,专管给头部手术的人剃头,每剃一个就是三块钱。社会上流传的新型民谚“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绝不是无稽之谈。我们有多少本末倒置的怪事!

  难怪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在悄悄兴起,一些高中毕业生不愿意考大学了,甚至一些初中生也退学了,他们宁愿去当工人、去做买卖,也不愿意当知识分子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北京地区人均年收入已达九百三十元。请问: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家庭达到这个平均数字?请问:目前市面上抢手的高档电器、组合家具以及高级饭馆里的豪华筵席,顾客中的中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几?再请问:税收部门在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时是否统计过,月收入达到征税额的中年知识分子有几人?他们出版一本教材,一部著作,往往要花费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那点儿稿费却要按“月收入”收税,于心何忍?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妒嫉一些工人、农民和个体户在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能够获得应得的报酬——不是指八小时以外再加班加点兼课、当“星期日工程师”,去挣额外收入,而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所完成的工作的当然价值,他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达到社会上同龄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不用翻书就能引经据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名言:“复杂劳动创造倍加的简单劳动。”陈云同志也曾经说过:“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实生活中却“脑体倒挂”!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经济规律的!参加座谈的一位老干部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才智,才使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在那些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格外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日本视教育为国家腾飞的前提,二次世界大战后宁可勒紧腰带,也不压缩教育经费,教师待遇也较高。南朝鲜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高出工人三倍多。香港教授的工资收入有的高达工人的十倍。与香港比,我国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百分之一;大学教授相当于香港教授的五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际工资,都未能达到抗战前旧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君子固穷”。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对金钱、物质的贫穷加以忍耐的“性格”,那么,他们却有另一个难以忍耐的东西:面子。如今是讲职称的时代,中年知识分子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相当的成绩和贡献,却未必都能得到相应的职称。北师大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工作、至今仍是“老讲师”的还有一百八十人。是他们都不够高级职称的条件吗?不是。地理系的赵老师,在全国的地理学界都是有名望的,但她至今仍是个讲师;化学系的何老师,三十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北京市先进单位,他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支部,他下工厂搞出了科研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人家来信称他为“博士”,而他至今还是个讲师;外语系的杨老师,全国高考俄语试题组的组长,论文在国外获奖,备课成“癖”,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但她至今也仍是个讲师……榜上无名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只是“僧多粥少”,职称有严格的百分比限制。我们是个酷爱百分比的国度,什么都讲百分比,划“右派”有百分比,揪“走资派”有百分比,搞计划生育有百分比,当然,评职称也有百分比。百分比科学吗?放之四海而皆准吗?百分比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关系?由于百分比所限,领导和职称评委非常为难,对许多人只好忍痛割爱,也怪他们不得。一位担任评委的老教授拿着名单,手在颤抖,那支笔迟迟疑疑不敢落下,不敢画那一个个决定人们命运的圈儿。“唉!叫我画谁,不画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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