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回过头，吃惊地问：“你？”
红颜薄命(1)
意大利政府援助给市红十会急救中心的依维柯响着撩人心魄的警铃，在拥挤的公路上穿行，车顶上的红灯不停地转着，那尖利的刺人耳鼓的声音，有人说是叫的是：“救人”、“救人”，有人说喊的是：“死人啦”、“死人啦”，有人又听成了“让开”、“让开”……急救车的声音都成了现代派音乐，各人听出各人的感觉和意思。真的是应了“一百个观众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句名言。
尽管来往的大车小车摩托车还有把公路当成人行道的市民把路塞得很少有缝隙，但一听见这叫声，就知道不一定是好事（虽然有时叫着是假公济私，但其他车的驾驶员、行人也无法搞清楚，抢救伤者病者，那是人道主义，就是战争的双方也要遵循的），一辆辆的大小车就主动让它，就连军车也不例外。摩托车、行人更是赶快靠到路边。
骑着“羚羊”在车缝中快速穿行的仲秋听见“救人”、“救人”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就马上降低速度，把方向一打，向左边路边靠了过去。依维柯从他身边擦过。
仲秋没有看清楚里面。车窗蒙得严严实实的。本来，做记者的是见多识广的，当记者这么多年，而且大多数是跑社会新闻，可是，说来惭愧，急救车里那个神秘的世界他却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探视过。此时，里面装的是谁？受伤的？患重病的？难产的？猜不透，说不清。他瞅准水泥车和一辆凯斯鲍尔之间的一个夹缝，猛一加速，穿了过去。他也心急如火。
昨天晚上，他失眠了，可能是喝了妻子冲的雀巢咖啡（因为要看一部美国大片《爱国者》的录相，就高兴了）。早晨起来，眼睛又酸又涩。喝了一瓶酸奶，就骑车赶到办公室。尽管记者上班自由，不分上下班时间，但他是头儿，得准时去，每天有大量的事情要处理。他处理完两个部下的电话，让他们去采访后，就开始做清洁。做了不到一半，电话机又响了。他左手捏着湿漉漉的抹布，右手抓起电话：“晚报社会生活部，请讲。”
“我找仲记者。”大而急切的声音把送话器震得发抖，在门口也听得见电话里那个男人的声音。
“我就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新闻，你快点来！”
这些来，读者给报社提供新闻素材的越来越多，但也夹杂着个别恶作剧者，要么提供假新闻，要么把蚊子说成是老鹰。有的记者就上了当，不去核实，不去现场，为了赶时间，就将假新闻或夸大的新闻登出来，造成很坏的影响，为此，还被通报批评过。有一次，仲秋也上当了。他赶到报料者提供的发生地去一看，根本不是一个新闻，而是那里的人大惊小怪。现在，他要问清楚：“你是谁？”
“我是一个你的忠实读者。你不认识我。”
“什么事？”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的自杀了。就住在我楼上。”
自杀，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已不新鲜的话题，也是日趋紧张、激烈和多元的城市发生的常见现象。仲秋处理和亲自写的这方面的稿件已很多了。即使要写，也只是个简单的小消息。
对方见仲秋没吭声，急急地说：“真的是个新闻。她几年前租我楼上的房子，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说他两口子还是北京哪个学校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到我们这里来发展。后来，那个男的不来了，就她一个人住。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个四十多岁，头发稀毛稀毛的，反正有点老的男人。这个男人一周来个一二次，但总是天不亮地不亮的就走了。”
仲秋觉得他在编故事，感到好笑，插了一句：“你怎么晓得？”
“我们住的是老房子，是木楼板，上面的响声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到此，仲秋不仅想到了马三立那个始终不丢第二只鞋的相声。电话那头还在继续说着，“昨晚上听见上面一直在闹，弄得楼板噼哩砰咙地响。到天要亮的时候，没有声音了。我在迷迷糊糊中睡了一哈儿，就醒了……”
仲秋突然感到有些恶心，觉得这个讲话的人神经不正常，至少心里有一些阴暗，有好听壁角之嫌，心里荡起一波冷笑。
那人继续说着：“由于没有睡好，双眼涩得厉害，就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楼上走动，弄得楼板响，为了遮灰尘，去年秋天，我用白纸把屋顶上那楼板全糊了，白净净的，一点迹印都看得到……”
仲秋真想挂断电话，但又觉得不妥，人家是对报社的信任，对自己的信任。也许是个神经病人，在说他的癔想。但不管是什么，都只有耐心地听下去了。不少名记的体会中就有坚持接听各色人等的报料。从这些报料中，有时是会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的。在美国，有的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就是这样得到的。前年他的一篇文章得了个市里的一等奖，就是一个民工打电话提供的。等他说吧，他左手的抹布在办公桌上抹着。对方可能感觉到什么，问，“仲记者？”
红颜薄命(2)
“呃。”
“你在听？”
“我在听。你说。”
“你猜我在楼顶上看见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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