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
“在我头顶的左上方的白纸上有一团中碗那么大的湿的痕迹。我仔细一看，是红的。我吃惊了，未必是血？我翻身下床，对正在弄早饭的老婆说，你来看，那是不是血？她仔细看了看，说，是。我吓了一跳。血？未必上面出人命了？再一看，那血印扩大了，有大碗那样大了。我拉起老婆就跑上楼去。敲了好多次门，里面没有响声。我急了，一脚把门踢开了。冲进去一看，屋里有点乱，那女的斜躺在沙发上，左手颈处血一滴滴地流着……”
仲秋的职业敏感忽地升起：“真的？”
“这种事情，我能乱说？”那人大概是在对他旁边的人说什么，完了着急地说，“算了，信不信由你……”
仲秋打断了他：“人呢？”
“还好，我老婆是医生，她抢救去了。我就给急救中心打电话，然后就给你打。”
“啊！”仲秋想了想，这也是近几年来屡见不鲜的新闻了。不过，自传媒业诞生以来，火灾、车祸、地震、洪灾、抢劫、强奸……都是记者此不疲地追逐报道的焦点。从来没有因为过去报道过，现在就不报道了。这位读者提供的材料是个新闻。如果他没有加油添醋，那么那女人的婚姻或者爱情或者心路历程应是这篇文章的亮点，自杀只是个新闻由头。他很快清理了头绪，决定不放过这个热心读者提供的新闻：“我马上来。”
“我等你。”
仲秋突然想起，他在什么地方？赶紧对着送话器大声说：“喂！你还没有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对。差点忘了。我们在中山路牛角巷八十八号附五号。老式的红砖木楼房。”他在那头又加了一句，“我姓高。”
仲秋急如星火地赶到牛角巷口，一辆依维柯头朝外，屁股向内，把巷子塞得满满的。车顶上的红灯还在转着。肯定是刚才自己主动让的那辆依维柯，没想到朝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只好下车，把摩托车从车身与墙壁的缝隙中推了过去，然后再骑上车，用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的速度前进着。走了不一会儿，巷道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估计快到了。这些人，十有八九是看热闹的。人说，两只鸡打架，市民都要看半天，何况这种事？这些年，他见到的这种情况多了，记者、警察一到，人们七嘴八舌给你说个没完。他飞腿下车，把车靠在左边电线杆和墙之间，就朝出事地点跑去。刚跑拢，一个担架就抬着一条鹅黄色毛巾被盖着的女人出来了。他只看见那人长长的头发垂在担架外边。围着的人群急忙闪开了道。
摩托车在人缝中穿行，那速度还不如大步行走来得快。他在一根靠近一栋二楼一底的穿逗楼房的电杆下停了车，把“羚羊”靠近它。然后健步如飞，拐过一个弯儿，看见人群把一幢四层楼的老式红砖房围得严严密密的。多年的采访经验证明，这种事情，不要打听，人围得多的地方，就是目的地。他正想向旁边一个在专注看的妇女打听点情况，忽听人群中发出“让开”、“让开”的声音。他朝人群中挤去，同时，伸手进挎包里打开了SONY录音机，从包里取出了采访本和签字笔。围得密密实实的人群已经自动让开了一条道，一个担架从里面被抬了出来。担架上面盖着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仲秋赶快闪在一边，打量着从身边抬过的担架上的人。除了一张苍白的脸和长长的可能是染过的但又不像黄又不黑的头发散乱在外面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手拿话筒的电台记者，跟在担架后面，边走边问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唉，来迟了。不该听他说了半天。也是怪自己，犹豫了。肯定是有人又通知了电台的记者。不过不要紧。和电台抢时间不是报纸的优势，要和它比质量，比内容。反正要明天才见报，有的是时间。他关上了录音机。
随着担架的远去，围观看热闹的人也很快散了。一些人像送贵宾一样送担架去了。也许，他们也想看一看平时在大街上疯跑的现在停下来的依维柯，看一看它里面的内容。
等门口还剩下三四个人了，他走到一个正在说话的胖乎乎的中等个子男人面前，问：“同志，我找一个姓高的。”
他停下说话，转过头，看着仲秋问：“你是？”
“我是晚报的。”
“啊，仲大记者！我就是。”他向旁边的人炫耀，“这就是晚报的大记者仲秋。他的文章我篇篇都读。”随后埋怨道，“你啷个现在才来吗？人家电台的都采访走了。”
“不要紧，我们慢慢吹。”仲秋又打开了录音机。
见到仲秋，老高好像没有在电话上那么多话了，抓了抓头发，说：“我都说了，没得啥子说的了。你问他们嘛。”
红颜薄命(3)
仲秋没有回答他，问：“严重吗？”
“医生说，再晚个七八分钟，就没命了。”
“全靠老高的老婆！”旁边一个妇女接过了话头。
根据多年来的采访经验，仲秋了解完外围材料后，就要直接找当事人了。他看了看表，决定去先找有关医生，如果她的身体状况允许，就去采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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