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手足的关注(1)
―《兄弟如手足》后记
即便在北京这样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哪怕在上海那样时髦新潮的当代都会，器宇轩昂操着标准京腔的北京人儿，以及小鸟依人说着宁波官话的阿拉上海人，上溯三代至多五代，谁个敢于断然宣称：自己的祖宗不是从农村来的、不是农民呢？辉煌数千载的农耕文明，曾经托举起了长安、洛阳、杭州、汴梁那样的大都会。封建时代法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叫做“士农工商”，“耕读传家”向来是国人尊奉的理想生活模式。
农村，并不是什么令人生畏的蛮荒之地；农民，并不是什么低人一等的贱民。
城乡，本来相互依存，水乳交融。方域地界相接，辐辏交错；人员血脉相连，手足情谊。
然而，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人所共知的、或许是一般老百姓说不清的原因，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社会地位坠落到二等公民乃至最低等级那样的地位；农村，古今诗人吟唱田园牧歌的大好乡野，成为上等人不屑一顾的地方，成为落后、愚昧、贫穷、肮脏这些词汇的同义语。
我们的父老乡亲，几乎只是在歌星们忸怩作态的煽情表演中受到虚拟的尊重。他们苦难的皱纹有如水土流失严重的深沟大壑，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们紧抿的嘴巴好比干涸的古井，喑哑地仰望天空。农民，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除了忍受，就是沉默。农村，我们所有人的根，被割裂在国家的整体格局之外；那儿，紧挨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却仿佛距离我们无限遥远。
所谓“三农问题”的提出，是必然的。
我相信，除了极个别的分子，我们多数人，农民的儿子和农民的孙子，会天然关注农村――我们古老的家园，会由衷关注农民――我们的父兄。
长篇小说《兄弟如手足》，就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进入了我的叙述过程。
我出生在太原。幸运的是，我小时候曾经被父母送回乡下交由我的祖母看护。从两岁到十二岁，整整十年。我成了一个地道的乡下孩子；或者说，我被传统文明、农耕文化滋养长大。
作为在中国文坛也还知名的小说家，我主要书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我的文化之根从来没有断裂过。用城市的或者是当代的眼光来反顾农村生活，用全面的或者历史的尺度来把握城市节奏，对我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当所谓“寻根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当评论家们为之大肆鼓吹、欢欣鼓舞的时候，我好像一个智慧的农民一样，在一旁善意微笑，保持沉默。我以及我的作品始终不曾得到热心的评论家们太多的关注，大家的文化养成差别很大，难得共鸣。我知道自己比诸位寻根者早已走了多么远，比诸位探索者早已掘进了多么深。
我一直有着自己的骄傲。作为农民的儿子与孙子，作为从农村出来的一名作家，我不需要寻根。我几乎天然地具备乡下人的眼光和立场，中国立场。我没有那样伟大――代圣贤立言，但我如此自豪――我在努力替代失语的农民发出声音。
我甚至大放过类似的厥词：在当代号称书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家里，对农村的了解，对农民的认识，对乡土文明的感知、对民俗文化的吸纳，无有出张石山其人之右者！
当老天突然落雨，城里人会奔忙躲雨，有的发出恼火的诅咒。这，很正常。然而，我不会。我会下意识地掐算农时节令，看看这场雨水对墒情好不好、对庄稼有无作用。
当我们巷子口外的集贸市场上粮食和蔬菜涨价的时候，市民们、下岗职工们、包括作家们，非常可能不高兴。这，也很正常。然而，我不会不高兴，而恰恰是特别高兴。我知道，粮价菜价始终太低；多少涨价一些，绝大部分利润也会被中间贩子赚取。但我还是高兴，为种粮种菜的老农老圃高兴。在我们的工资里，才拿出多么少的几分钱来应付蔬菜涨价的呀！不嫌蔬菜昂贵、反嫌蔬菜便宜，人们也许要说我有病。我对自己能有这样的病、这样有病，几分得计、几分快意。
三农问题呼喊出来之前多少年，我早已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过了；三农问题终于提出，我不爱凑热闹，但这个热闹我立即凑了上去。
《兄弟如手足》，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入了我的创作过程。
我省著名评论家李国涛先生，曾经专章著文评价过我的整个小说创作。他有一句我认为几乎是至高无上的结论式的评价：在山西文坛、在中国文坛，“得赵树理真传者，张石山一人而已。”
感谢胡适先生一代学人，开白话文学之先河，割划时代，功高千古。普通识字者，能够幸福地看书写字。敬佩赵树理先生一代作家，实践白话写作、倡导大众文学不遗余力，一般认字人，能够胜任愉快看小说、甚至能够率尔操觚写小说。
赵树理先生我不曾见过他的面，但阅读过不少他的小说作品。我的小说创作当然有所师承，中国古典、中国戏剧、民间话语等等，皆有吸纳。早年阅读赵树理先生作品的经历，当然也有形无形影响过我。但是，除了语言风格，除了他的白描，他的幽默智慧之外，我觉得自己师承这位不曾谋面的老先生最多的，不是小说写法之类，而恰恰是他的人格，是他的对农村和农民的之死靡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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