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手足的关注(2)
一些老作家，得了大宗稿费去缴纳党费，这，当然相当无私高尚，无可厚非。而我们的赵树理先生却把大宗稿费无条件馈赠给他的家乡农村农民，有如乌鸦反哺。这，我以为更加无私，更加高尚。
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小说通俗易懂，而且希望它们能够发挥匡扶正义、革除时弊的作用。然而，小说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毛泽东曾经严厉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老人家是太高抬小说了。小说哪里能够反党，正如它哪里能够济世救民。所以，当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味胡闹，搞得农村乌烟瘴气、农业几近崩溃、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赵树理明白：写作什么问题小说早已来不及呼喊问题、引发疗救的注意了。他毅然向中央上了万言书。
――与之同时，我们的彭德怀元帅在庐山发难，同样为农民大声疾呼，上了万言书。那位湖南农民的儿子，与这个山西农民的儿子，一文一武，不约而同舍出身家性命，冒死犯险，逆鳞直谏。巧合的是，或者说自然而然的是：当赵树理的开山之作《小二黑结婚》在根据地得不到认可的时节，是彭德怀元帅，是那个惯会打仗的彭大将军，看中了赵树理的这部非同寻常的小说作品，断然举荐，使之有如石破天惊，一飞冲天。
当今时代，早已换了人间。我们欲要为农民说几句话，欲要呼喊一番三农问题，即便说的不很客观准确、喊得不很文明雅驯，已经不用害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去北大荒劳改，去秦城监狱住单间号子。我难道不应该趁此大好机遇，发挥我的职业优势，为农村农民、为打工族们做点什么呼吁点什么吗？
《兄弟如手足》，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我的书写过程。
所以强调“兄弟、手足”这两个字眼词汇，我当然不是率意而为。工人和农民，城里人和乡下人，难道不是兄弟吗？难道不是彼此相依为命的手足吗？这样的一点寓意尽管直白浅陋，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我愿意直接呼喊：农民，本来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打工族，本来就是我们的同胞兄弟。鄙视农民，犹如数典忘祖，简直就是欺天。小瞧歧视打工族，就是歧视我们的兄弟姐妹。太不人道，太过没有人性。
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我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我设计了兄弟二人，金河与银河。一个读书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城里人；一个自幼失学，地道的农民，如今到城里来打工。他们本来就是兄弟啊！他们果然手足情深，在共同的打拼中，事业获得成功、爱情得以圆满、人格得以升华、潜藏的能力得以激活。
在虚构的小说中，他们不再总是失败，不再总是倒霉，而是好人终有好报。也许，戏剧式的安排处理，缺少了几分深刻、背离了几分残酷的真实；不过，我乐意这样来设置编排。我们的农民兄弟，应该扬眉吐气、应该大获成功，哪怕仅仅是在一个作家的小说虚构中。
然而，小说的黄金时代却已经基本过去。影视传媒，遍及城乡家家户户的电视机，好生了得。有人在诅咒，低俗文化大行其道；有人在担心，国人几乎都变成了“看电视的猪”。
诅咒担心，无济于事。
老天要下，老娘要嫁，谁奈其何。
至少在我，学了美国一句俗话来效法：“战不胜它，莫如加入它”。
向来，我也不曾将自己列为什么精英，或者打扮成所谓精英。我的小说，在语言上，历来走雅俗共赏的路子。不怕一般老百姓看得懂，当然也不惧专家学者来挑剔。那么，我又何必拒绝电视剧之类的大众传媒呢？难道，我们的作品害怕多数老百姓看得懂吗？
我为自己的彻底通俗化而寻找理由，好比文化精英为他们的过度精英化寻找理由。大家自说自话，各办其事罢了。
长篇小说《兄弟如手足》的原始构想，结果如愿以偿地改编成了电视剧《手足》。由万科文化公司摄制完成，荣誉出品。当红小生何冰与达达主演，一时热播。网上竟是好评不断。
既然有了电视剧，那么又何必出版小说呢？相对于仅供观赏的电视剧，小说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观赏与阅读，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换言之，拍摄与写作是两码事。着意追逐大众收视率的影视化生产过程，与文学化的创作过程，到底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电视剧相当好看，我的小说则是相当好读。
好看，非常重要，也许在愉悦了广大观众的同时，就起到若干寓教于乐的功用。好读，当然也非常重要，也许能够引领广大读者进入某种程度的思考层面。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不胫而走。
然而，人们不思索，那不真的成了看电视的猪了吗？
西方人这样讲：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我则如此讲：人类说，要有书，因而有了书。
在读者诸君的书架上，于是有了我的这一部浅白、好读、有趣、逗乐、不乏幽默的长篇读本。
它绝对不是我最好的小说作品，然而我还是真诚地希望读者喜欢它。
你无须对它有过高的评价，只要你还基本喜欢，作者在下就非常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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