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荒谬，如此不合逻辑，可这，就是可悲的事实！
我并不是一个怯懦柔弱，逆来顺受的人，可是，我就是一步步走向他设置的圈套，按照他的指挥棒翩翩起舞。他的魔法，一是永远让我感觉亏欠了他，对不起他；二是永远以“随时可以分手”做诱饵，让我一步步陷得更深。
我从18岁在小山坡上接受他开始，便不是接受了一份“感情”，而是“责任”。所以，每一次与桑分手，我都面临“高尚”与“卑下”，“无私”与“自私”，“忠义”与“背叛”的抉择。而不是“爱”或“不爱”的抉择。作为父母的女儿，我骨子里亦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血液，把人品和人格看得重于生命，宁可牺牲自己，绝不有负于人。所以，每次经过“深思熟虑”，还是选择了“高尚、无私与忠义”。我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背负到自己身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几欲窒息，还自以为是一个“人品高尚而伟大的人”。
站在街中心，我呆若木鸡。我知道，自己上当了。我的善良与天真被人利用，我这个自作聪明的傻瓜，睁着眼睛自己跳入猎人可怕的陷阱和圈套，再难脱身。
我看着桑挥舞着大红的证书，在大街上得意地狂笑，突然感觉他的面目是如此狰狞和可怕。
我的心沉入冰冷的谷底。初春的风吹来，几乎将我冻僵。
《在疼痛中奔跑》九：裴裴(1)
我没有再去上学，只在临毕业时匆匆领了毕业证书，一纸高中文凭对我并无任何用处，因而学校也并没有吝啬。
想死的念头只存在于一刹那，一旦未遂，便再也没有了勇气。但这样一来，裴望竟有些敬畏我。他发现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懦弱，甚至比他更狠更“酷”，便也不太敢来招惹我。而母亲也停止了她喋喋不休的抱怨唠叨，我的寻死对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她一时间憔悴了许多，不管如何地不喜欢我，她应该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走上绝路的。
家中暂时平静，但彼此之间的裂痕太深，以致无法修复。冷冷碰面，无话可说。
我应该找一份工作，但我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我在街上闲转，看见一个歌舞厅的招聘启事：招收营业员，高中文凭，身高一米五五以上，五官端正。
我走了进去。老板是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戴了一副眼镜，使他看上去颇有几分文人气质。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今晚来上班。”
我干的是服务员，端茶送水，月薪两百元。彼时正流行卡拉OK，大厅里摆很多圆桌，一桌一桌地轮流唱，这满足了部分人在大庭广众下“演唱”的欲望，代价是必须整晚忍受不堪入耳的噪音。
主持人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因为她干的是“技术活儿”，月薪是我们的4倍——800元，这让她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其实她普通话一塌糊涂，台词也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实在不怎么高明。但她仍不知天高地厚地要求老板加薪，老板一气之下，指着我说：“今天，你，来做主持人。”
“我怎么可以？”我吃了一惊。长久的自我封闭使收缩成为本能，我早已习惯于沉默，哪怕是面对最好的朋友。比如和芊芊在一起时，我的话也非常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她倾诉，更不要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再说我又不漂亮，完全不是时尚靓丽的那种，这种抛头露面的事似乎是与我绝缘的。
“为什么不可以？你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气质也不错，只要大方一点儿就好了。要知道，做了主持人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工资可是800！”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犹豫地答应了。
我没有演出服，只有芊芊送的一条黑色长裙，巨幅的裙摆，拦腰系一条宽宽的腰带，似乎尚可。没有化妆品，我只在唇上抹了一层透明的唇膏，就这样草率上阵了。
果然，我站在台上紧张得双腿发颤。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丑小鸭，土气又难看，我几乎失去了说话的勇气。老板，我记得他叫尹侃，见此情景赶快叫灯光师将舞台的灯光调暗，在昏暗灯光的掩护下，我终于挣扎着说出了第一句话。
第一晚的表演显然是不成功的。我想自己还是做服务员吧，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也有些遗憾。没想到尹侃竟叫我继续。
连续主持了一周，状态开始慢慢松弛。我还是不能适应在聚光灯下受众人瞩目，每次都要求把灯光调到最暗。好在顾客都为了自娱自乐，主持人如何他们倒并不关心的。
有一天，突然抑郁难当，对着话筒莫名其妙地朗诵了一首诗。这是我和芊芊最喜欢玩的游戏，在山上，我们曾整本地背泰戈尔、席慕容、舒婷、北岛等人的诗，狂热而执著。我想起了芊芊——我赤胆忠心的好朋友，我忘了舞台的存在，读得泪流满面。
并无人喝彩。来唱歌的人都想在流行歌曲的吼叫中发泄掉过剩的精力和欲望，谁耐烦听人读什么诗？
无所谓。
我本就不期望赢得什么掌声。
走下台来，尹侃却研究地看着我，说：“你一定喜欢文学，也喜欢朗诵，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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