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拿过市里作文竞赛一等奖，朗诵一等奖。”我轻描淡写地说，有些怅然。学校，多么遥远的记忆。
尹侃一笑，萧索地说：“你不该来这里，这不是你呆的地方。歌厅这乌七八糟的环境会将你的灵气毁了。”
“那么，我可以去哪里？如果你把我炒了，我会成无业游民。”
尹侃看着前方，不再搭话。
我继续朗诵诗，在胸口闷得要炸开的时候。诗人海子曾经在一家餐馆要求朗诵一首诗，以期能免掉饭钱，却遭到老板娘无情的拒绝和嘲讽，一怒之下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现在至少比他幸运，我是主持人，有这个特权。
幸运不期而至。
尹侃带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凤凰城电台的文艺部主任柳如眉，一位50来岁的女人。她说：“你的朗诵我听了几天了，你的音色很特别，虽然不是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那种，却很有个性和张力，尤其你对文学作品准确独到的诠释，使你的朗诵非常富有感染力。你愿意到电台来工作吗？”
我不相信幸福来得这么快，我已经习惯了承受苦难，却不知该如何面对幸福。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当然，不可能正式进台，也不能一下子就聘你做主持人。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现在文艺部有一个空缺，点歌台缺一个人收费，如果你愿意来，我可以做主。进来以后，我再想办法让你主持《书林漫步》，是一档诗歌散文欣赏的节目，很适合你。”
没有理由拒绝。
尹侃把800元工资递给我，尽管我做主持人还不足一个月。
《在疼痛中奔跑》九：裴裴(2)
“裴裴，有难处可以回来。不过，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你应该去更阳光的地方。”
我沉默地把钱收起。
尹侃，戴着眼镜的歌厅老板，有时粗野，有时文秀，有时郁郁寡欢，我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不清楚他为何一直帮我，但是，他是我通往阳光大道的重要领路人。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应该说一些感激的话，却不知如何开口，如何表达。就这样一语不发地走了，像一个全无心肝的冷血之人。
家里人听说我将去电台工作，都吃惊得合不拢嘴。在这个大杂院里，去电台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我似乎也成了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父亲脸上有了些喜色，而母亲看我的眼神有了些敬畏。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100块钱。为避免观众找不到点歌地点错过财源，在一楼大厅的过道上安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块牌子：点歌台。这便是我的上班地点。
每天，大楼里的人进进出出，这里是必经之道，却从没有人会看我一眼。对于不点歌的人而言，我只是一个背景，一个道具。也有人会冷冷地扫我一眼，通常是台里春风得意的女主持人，满眼的不屑和鄙夷。她们目光如炬，照得人不自觉地要矮三分。
那个冬季，彻骨的寒冷。坐在大厅里，门大大开着，风“呼呼”地往里灌，无遮无拦。台里给我生了一个铁炉子，却无济于事。我买了一件铅灰色的棉大衣，从头到脚都罩了起来，还买了一把小水壶，在火上烧开后，冲一杯热茶暖手。整个冬天，我都瑟缩在这灰色的大衣里，手里可怜兮兮地捧着一杯热水，像足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对于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不公，我只有默默承受，因为我并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本。电台这个地方，本就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对于我这个来自大杂院的女孩，很多人欲除之而后快，哪怕就是这样一份卑微的工作，亦有人想取而代之。任何一个人若安心要铲除我，都像摁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如果我去和这个世界对抗，就如鸡蛋碰石头，必将头破血流。我必须小心周旋，曲意承欢，不能得罪任何一个对我有益或有害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将永远地忍让和妥协，我只是在自己力量尚不强大的情形下，暂时以低调和柔弱的形象出现，但我会在暗中努力，暗中积蓄力量，就如卧薪尝胆的勾践，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为了日后的辉煌，我必须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必须忍受现实的黑暗。
牙齿比舌头强硬一万倍，可最后牙齿一颗颗掉落了，舌头还完好无损。笑到最后的人是笑得最好的。
在日记本上，我写道：我必须正式进入电台，不是一名卑微的临时工，而是举足轻重的王牌主持人。为此，我将忍受一切的冷眼和屈辱！哪怕别人把我从门里踢出去，我仍将从窗口爬进来，不屈不挠！
认识沈浩，是在红旗厂一位同学家中。
红旗厂原址亦在上海，当年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潮全厂搬迁至凤凰城郊，大大小小有十几家分厂，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上海小区”。沈浩的父母便是这大潮中的一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像红旗厂这样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相当红火，经济效益颇为可观。幼年时总听到母亲羡慕地提及红旗厂的职工福利待遇如何丰厚，逢年过节便发带鱼，发螃蟹，发奶糖，发一切这个小城市难得一见的“奢侈生活用品”。而每次随父母去到红旗厂的熟人家中，母亲总要将我梳洗打扮一番，就怕我衣着寒酸在上海人面前丢了面子。纵是如此，我仍能感觉到母亲的小心奉承和红旗厂人那几乎是不加掩饰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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