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当年的红旗厂是凤凰城人心中的“金饭碗”，许多人都以成为一名红旗厂职工为荣。但红旗厂这个上海人的小团体亦秉承了上海人骨子里那种“排外”的作风，非当年搬迁至此的“上海土著职工子女”，极难挤进“阿拉小区”，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当年沈浩正在读高一，适逢红旗厂“照顾”一批上海籍职工子女进厂，这项福利绝对不能错过，沈浩赶快退了学，光荣地成为了红旗厂的一名电工。那年他才16岁。
成为红旗厂电工的沈浩乾坤已定，心满意足。他相貌俊秀，头脑活络，在工厂里备受女孩瞩目。但他眼光颇高，等闲之辈难以入他“法眼”，直到遇见我。不知是哪一点儿吸引了他，几乎是第一时间，他便对我展开了不折不挠的追求攻势。
受文化程度的局限，沈浩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也不会做浪漫惊人之举，他只是单纯实在地对我好，非常的“物质”。当然，这种“物质”并不是大款为博美人一笑而一掷千金，沈浩没有那样的资本，有几个钱便张狂显摆的恶俗之人亦不见得能入我眼。我只是说，沈浩把他的关爱均化作点点“物质”的形式，一点点浸润我心。
沈浩最初打动我的，竟是一碗3块钱的牛肉粉。
沈浩对我的关爱，便从这一碗牛肉粉开始。
红旗厂在城郊，与“碧云粉馆”一南一北，距离相当遥远，但他每天早上都勤勤恳恳地骑上40分钟的摩托车，赶到粉馆，再排上1小时的队，买上两碗牛肉粉，等着我。每天早上，我走下山来，便有这一碗油汪汪、热腾腾、香气扑鼻的牛肉粉等待着我，还有沈浩质朴忠厚的笑脸。看着周围的人群争来搡去，为这碗牛肉粉拼尽心力，而我优哉游哉，坐享其成，确实有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这种优越感绝不是金钱或权力可以买来的。在这里，不管腰缠万贯的大款，还是位极人臣的高官，统统得排队，不得订座不得加塞，真正体现了“牛肉粉面前人人平等”。而只有一个男孩对他心爱的女孩真纯质朴的爱，忠心耿耿的赤诚，可以让她享受尊贵的女王亦没有资格享用的“特权”——众目睽睽之下，怡然自得地享用这一碗来之不易的牛肉粉，享受人们投来的羡慕、嫉妒等种种目光。这对于一个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如今仍可怜兮兮地在电台走道的一隅用一杯热水暖手的女孩是奢侈的，是难能可贵的。
《在疼痛中奔跑》九：裴裴(3)
每天早上，有这一碗凝聚着沈浩心血和关爱的牛肉粉垫底，对于那漫长的一天也生出许多的豪迈和勇气。就是这一碗牛肉粉，温暖了我几乎被寒风冻僵的身心，让我那一个冬季不再那么寒冷。也让沈浩，轻轻地开启了我的爱情之门，走入了我的生活。
这是我的救命稻草。
这19年来，我一直活在情感的沙漠里，因为干涸而濒临绝境，奄奄一息。可是沈浩终于让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呵护。他无私而纯真的爱像潮水一样将我包围和淹没。他比一个最溺爱孩子的父亲还宠爱我，每天下班接我回家，做上一桌好饭菜让我满足口腹之欲。周末时到我家来，替我打扫房间，洗我所有的衣服，帮我修好坏了大半年的窗户……
在他的面前，我不再是蓬头垢面、可怜卑贱的灰姑娘，而成了骄纵任性的公主。一直被沉重的自卑感笼罩的我第一次在异性面前有了自信。尽管他思想单纯，并不能走进我的精神领域，和我的灵魂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可对世俗世界尚且应接不暇的我哪里还有奢侈顾及心灵？
是的，沈浩的爱是“物质”的，可以吃进胃里，穿在身上，是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于一个沙漠中干渴的旅人，需要的不是钻石戒指和玫瑰花，亦不是诗歌、话剧和音乐，那是水晶宫殿里的锦上添花。她需要的仅是一碗水，一个馒头，卑微的，渺小的，却能支撑她在沙漠中的苦苦寻求，不至于因干渴和饥饿而死去。
当然，最重要的，沈浩也是上海人。我们都由于政策的原因随父辈被流放到凤凰城，有“同病相怜”之感。弥漫在红旗厂那种无处不在的“上海的气息”亦令我迷恋。
虽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红旗厂以前那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性被打破，一时又未能适应新的形势，一贯稳固的“金饭碗”有些受到冲击，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但仍保持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气势。这里的职工仍保持着上海人的生活习俗和体面。他们瞧不起凤凰城“土著人”那种粗糙鄙陋，大大咧咧的生活作风，而注重和考究每一个生活细节。比如，衬衫领口是否洁白，皮鞋是否干净光亮，餐桌垫布是否每天都换，厨房的抹布是否细分成十几块。他们亦固执地不学凤凰城方言，对外是一口没有翘舌音的“上海普通话”，“自己人”之间则用地道的上海话交谈。从那甜糯轻柔的吴侬软语中，可以听出他们作为上海人的骄傲和无奈。可以说，这个厂虽然被“流放”到凤凰城，但他们的灵魂和精神都是游离于凤凰城外的，他们自成一个紧密坚固的小团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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