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到学校去，已是六七年的春末。我们接到通知，说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上谁都清楚复课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课本倒在其次，主要是学生、教师已早没了安分的心，社会上各单位都在夺权，两大派的精英们都试图取得革命的领导权，造反派内部也在不断地为争谁的造反资格老，谁是“响当当”而闹得势同水火。武斗不断发生且逐步升级，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司令部”像“小延安”一样不断向全县各个革命需要的地方和单位输送“干部”，插手和指导那里的运动。“校文革”的同学们在百无聊赖之际，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将运动初期揪出的“死老虎”，即没被革命学生解放的“黑帮”们再拉出来批斗，用当时的行话说叫“烫剩饭”。记得有一次批判老校长和几个追求升学率有功的权威老师时，为了不违反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会议的组织者除了让他们站成一排每人将右手高举过头顶不准随便放下来外，还在每人的面前扯一个大灯泡，那正是六七年炎热的夏天，300瓦的大灯泡发出的热量将这些老师烘烤得满头大汗，飞蛾和蚊子将他们的头脸团团围着，有老师耐不着蚊子叮咬的奇痒时若伸出左手在脸前晃一晃时，就有学生上前去踢一脚，伴随而来的就是“×××要老实交代，不许狡猾抵赖”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这样的批判会自然令很多良心未泯的同学感到痛心和无聊，所以每有这样“要蚊斗”的大批判会，我便和与我观点一致的几个同学借故躲藏起来，我们心里都很惆怅，不知这样的运动还要进行多久，不知等待我们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第九章 病魔突降
第七天头上，父亲苏醒了。大概是中风的后遗症，也可能是高烧昏迷中为仓皇转移遭了雨淋，父亲苏醒后的第一个发现便是他的右半边身体尤其是右腿使不上劲儿。治疗将近三个月后，才可以拄着拐杖下地，县医院的医生说，他们的本事也就这样了，只有回去慢慢地恢复。父亲对自己从此成了什么也干不成的残废不甘，决定去省城继续治疗。父亲的机关对他去上级医院治病不反对，但按规定不是必须住院的重病号公家不派护理，不报销护理人的差旅费，也就是说只负责父亲一个人的来往车费和住宿费。父亲当时的身体状况，一个人去是绝对不行的，没办法，即使单位不管，家里也只有跟一个人去，这个人的最佳人选就是我，因为母亲不久还要生孩子，夏弟要在家担水拾柴，其他的弟弟妹妹都太小。
从六七年夏天到六八年春天，父亲两次到郑州治病，历时大概有五个多月，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做护理，这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与父亲单独接触最多的一段时日，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也从有些神经质的父亲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件小事。
一件是，在一次乘车的混乱中，我逃了票。当我心里咚咚敲着小鼓搀扶着父亲下了车，看着车缓缓启动离去心里正被一种侥幸激动着的时候，父亲突然说：让我看看你刚才的票！我忙向口袋里掏，因为经常坐车，口袋里的公共汽车票是很多的，也活该我出丑，在父亲犀利眼光的逼视下，我怎么也找不出两张五毛钱的车票，我只好随便捏出两张说：给！父亲看了一下说这不是，这趟车是每张五毛。我又在一堆废票中捡，但慌乱中怎么也捡不到，父亲说，你不用扒了，这趟车你根本就没有买票，我看得很清楚。
既然他看得清楚，我也就只好承认。
你说，为什么不买票？
没有零钱，人又多，我怕十块钱服务员嫌麻烦……我吞吞吐吐解释。我知道我不能说是想省钱，因为父亲的做人原则，是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爱占小便宜。
你拿出大钱了吗？你以为你说的理由可以成立吗？
……我嘟着嘴不说话。
你知道你今天所犯错误的性质吗？
……
你知道你若在工作岗位上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
“这不是工作岗位！”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认为他是在无限上纲。
什么事都是从小惯大！你现在敢逃票，你长大工作了就敢贪污！这一次侥幸没被发现就会做第二次、第三次……像开批判会，他讲得振振有辞。
我知道犟不过他，何况本来理屈，就只管低了头挨他训。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自从父亲仕途受挫以后，他眼里射出的光总是亮得让人不敢看。
数落足批判够，他仍站在那里不动，我说好了，咱走吧，我知道错了，往后再也不这样了。不料父亲并不就此罢休，他说：在这儿等着，等这趟车过来时你上去，作个检讨把票给补上！
你？！……我一听气得浑身哆嗦起来，大声嚷道：伯你太过分了！你是闲极无聊快成神经病了……
“啪”地一下，我挨了一个嘴巴。气极之下，我使用了父亲最忌讳的名词“神经病”。
他打了我以后，气愤地捣着拐杖疾步往前走了十来步，又猛转身拐回来，眼里喷着火说：嫌丢人？干了丢人事你不想丢人？有错改错丢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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