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中国的每一场伟大变革总是先来于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战线为什么走在了中国体制变革的后头？
原因只为两个字：缺钱。
可有谁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自改革开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会议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年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又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原因还是两个字：太穷。中国仍然太穷。
12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有2亿多人要接受义务教育，几千万人的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5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还有近亿人的扫盲工作，近千万教职员工的待遇……统而言之，国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则至少将我国5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进去。怎么？就不管12亿人的吃饭啦？
于是研究来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经费仍然像是大饼上撒落的芝麻——看得着而吃不饱。
不去说全民教育，单说高等教育。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管了，既然“管了”，当然连吃连住连学习连分配就该全管。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真做到了这“全管”的“统一招生，免费入学，困难补助，统一分配”的大包大揽。应当承认，在人民的经济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差别，鼓励工农子弟上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确保国家重点行业需要等等，这样的办学模式起到过积极意义。但随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的变化，原有的国家大包大揽已经跟不上形势，且日益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把大学当作社会福利事业，国家出钱，学生免费，学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样极大挫伤了教育单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之而来的便是宏观教育机制、办学机制到微观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等的严重滞后与社会发展步子的停滞。国家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维持教育单位的“人头费”，所有其它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教育部门曾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过委培、代培、自费等制度，并以此想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结果不是出现“分数不够钱来凑”的问题，便是有的大学坚持教学质量而拒之推行这一类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带来诸多毛病。
1994年，国家终于屡经调查论证，决定由开始的试点到最后的高校全部实行收费上学制度。
为了什么？很清楚，为了国家不能永远背大包袱。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们一个发展中的穷国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国家出钱来办高校。一座大学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论，光一个学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万学生就是500多个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家日益为这样的学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时候，另一方面全国居民的家庭银行存款却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长，至1997年底个人存款总额达50000亿！
个人的腰包在不断膨胀，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钱，这样的国家最后不被拖垮几乎没有可能。
再看看这样一个现象：1997年7月浙江温州的一家酒店老板在当地报上刊登广告，为其女儿公开招聘一名专职家庭教师，许诺执教后学生年度成绩跃居班级前5名的，奖家庭教师30000元，成绩居年级前10名的奖8000元。如果最后考取大学，一次性重奖15万元。家庭教师平时的待遇：包吃包住，卧室配空调、电脑、电视，月工资1200元以上。
可以为了儿女上大学出巨金请家教、找好中学，这几乎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烟和家长们为了给子女择所好校而不惜代价的举动，谁能说有几个不是为了儿女能上大学？既然上中学愿意或完全承担得起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那么大学收费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政府和教育部门出于大局和国民的实际情况，最终作出了今后再上大学就得交费的重大决策。
这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个惊雷。其实它已经来得晚了，它之所以要响起也实出无奈，它之所以迟之今日才响起同样出于无奈——中国还有上亿家庭仍处在经济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
国家因此而仍然承担了每个学生80%左右的教育总费用。
人民共和国想的是人民。国家同时考虑到一些特殊行业的专业高校情况，规定对农林、师范、地质、石油、体育、航海、民族等专业学校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大学生免缴学费。
据教育部门和有关社会调查机构测定，收费后的每个大学生，每年的各类费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间，这个数目对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门以为，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学期间所花出的两三万元投入则很小。
国家的帐目，清白优惠，无可非议。
然而大学收费仍是震荡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惊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荡，是来自两个原因：传统的习惯意识和确实难以承担的经济困难。前者是一种观念更新，是可以靠说服教育能解决的问题。后者则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沟谷，谁来为之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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