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表明：在大学中来自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占总数的60%以上。
同样有份资料表明：我国目前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
两项资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学生，那么全家的全年经济收入基本都将用于这个学生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凡是农村出来上大学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将因此而受到经济的困扰。注意：这里我们并没有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另一个不可小视的现象是：近年城镇居民中下岗人员的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镇家庭的大学生子女也面临交不起学费和没有生活费的困扰。
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而这样产生，其面涉学生总数的20%左右，其中5%至8%为特困生。
五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不可谓是小数，100万的贫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国家助困100元，就是1个亿。100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能解决问题的则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这便是10个亿。
10个亿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大数，但全年的教育总经费才多少？于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教育改革要突破，100万的贫困生是其“堡垒”中的“堡垒”。
出路何在？
出路只能是两条：社会与学校自身。
哈佛真的学不到？
市面上有本叫《哈佛学不到》的书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哈佛作为世界著名的商业管理人材摇篮，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机制。单看看那见不到校门的开放式校园，到处都充满学术氛围，以及学生们那气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视的神色，你就会有种这里是“世界第一”的感觉。
是啊，哈佛为什么就如此牛？1997年12月的一场冬雪后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学的缔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请教这位半身披着雪花的学界斗士。哈佛没有回答我，只有阵阵寒风吹得我吃不惯西餐的肚子难受不堪，并不得不速速离开。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几张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学到。
所有旅游者大都是这样。
但教育家难道也是这样？
哈佛确实不同寻常，每年光从政府那儿可以获得10亿美元的经费，这还仅仅是个零头，哈佛所获全世界各种社会资助高达100多亿美元。这便是哈佛最强大的后盾。虽说100多亿美元绝不能说明与产生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必然联系，但哈佛大学的教授的年薪绝对是世界高校中最丰厚的。在这里，教员的工资超过美国总统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学生奖学金最高奖过10万美金，一般学生的奖学金也有几千、上万之多。这里的学生是真正的“不因为贫困而辍学”。这里的学生要进哈佛校门，一年没有四五万美元就别往这个地方探头探脑，当然假如你是富翁你还必须有个天才的脑袋。
哈佛是所典型的社会办学楷模。你想获得哈佛的荣誉，这里的大门敞开着，什么某某研究中心、什么某某教学大楼、什么某某图书馆，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永久的丰碑。像中国小富翁们扔三万五万人家当然不要，但上线却从不限定，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的赞助，哈佛从来“笑纳”。不像英国牛津，1996年沙特阿拉伯富翁瓦菲克赛义德基出于感激要资助3400万美元给学校，牛津大学的董事们竟以259票反对、241票赞成而拒绝如此一大笔款项。哈佛不会这样做。这便是美国绅士教育家与英国绅士教育家的区别所在。
中国大学能从哈佛大学学到什么？有人也许马上会说根本不可能。
但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社会办大学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办大学已经初见端倪。李嘉诚出资40亿元建起的汕头大学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贫困一说，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园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凡是校园内最新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说都是某某人赞助而建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清华自90年代初开始，每年社会和学校自筹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拨款。以1995年为例，清华的总收入中，政府的事业费拨款只占29%，学校的社会资助与科研、生产、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见，争取社会捐助已经是中国目前那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好一点日子的重要途径。这位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的贫困生数量并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这几年清华之所以能做到使这支庞大的“贫困军”没有一位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大程度上他们除了按照政策减免学费外，还从社会资助中拿出大量经费保证贫困生们人均不低于1000元的各种补助。
在清华大学基金会小楼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清华人太清楚育人之计，所以他们把建立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教育基金看作是“大树”培之植之。“大树”叶茂，“大树”底下的人便好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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