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颉告诉了刘元举，并问刘元举打算怎么办。
“如果是别的书，我肯定告他。”刘元举说，“但是《西部生命》不能这样。张建伟写的是秦文贵，秦文贵是柴达木的英雄。我不想伤害柴达木不想伤害那里的人甚至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
“如果是一个小学生，为了交作业，抄了一位他所敬爱的作家的文章；如果是一个缺钱花的人，为了骗点稿费去抄袭；如果是一个文学小青年，急于出名去剽窃——这些也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曲颉提醒刘元举，造假的坏影响会伤害人民乃至民族的感情，“像张建伟这样的大记者、名作家在用报告文学这样的形式，去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人物，用假典型欺骗当代中国青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中国人太麻木，被人偷去2000块钱，怎么也不干。如果偷了你的知识产权、精神财富，反而许多人无动于衷。”曲颉说，“你的东西被人偷了，你也知道小偷是谁，你不抓他就能证明你的高尚吗？你是懦夫！”
“刘元举是用生命在写作，用鲜血和脑汁在写作。我认为，血写的比墨写的更贵重。”在刘元举表示要再想想的时候，较真、直率的曲颉决心披露事情真相。
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记者的权利和责任，不管刘元举要怎么做怎么想。
曲颉的愤怒不无道理。《中国第一记者涉嫌剽窃 记者品行及作品真实性遭遇质疑》发表后，网友们也纷纷打来热线电话或者在文章后面跟贴，表示自己对剽窃行为的愤怒和不齿。网友小记说：“我为有这样的同行而感到耻辱。造假者、剽窃者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不是爬得很高吗，现在就把他摔下来，砸得粉碎！”
善良的刘元举：谁都不能亵渎柴达木和那里的英雄刘元举以破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姿态，先后孤身闯荡黄河源和柴达木，7年时间，以最真切的生命感悟方式写出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不但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度过了写作的转型期，而且同西部同柴达木结下深厚的感情。
“我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与那片热土相比与那里的人们相比，算得了什么？”刘元举闪着泪光对记者说，“你不知道，那里的人们多么热爱作家，多么崇拜英雄。张建伟怎么能够亵渎它呢？”
刘元举追根溯源，讲起了他与柴达木的缘：走到柴达木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李季和李若冰的名字。这两个著名作家就像是柴达木的两尊神，让刘元举感受到作家、艺术家在那片土地上的地位。特别是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刘元举在上中学时就读过而且在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它有一种亲近感、信任感。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巧合：李若冰作为随军记者在康世恩的带领下于1954年开进柴达木，而刘元举正好出生在1954年；40年后，40岁的刘元举第一次走进了柴达木。柴达木的开发和刘元举的年龄是相同的。或许正是这种巧合和默契，使刘元举对这片土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导致他对这片土地有一种独特的发现：对生命的独特诠释和对生命的独特歌唱。他创造了神性散文、发现了狼的美丽、骆驼的高贵和一只野鸭子独特的寻找爱情的方式……他对柴达木的墓地、那些死去的人都投入了最深的情感：在风沙中，他发现冷湖墓地纪念牌的基座被人拆了，非常痛心，写文章，给领导打电话，纪念牌很快被修复。
记者在8日晚23∶50分采访远在柴达木油田的《中国石油画报》美术编辑宋小平的时候，宋小平证实了刘元举对柴达木的感情：当沙尘暴卷起的时候，很多人呆在家里透过窗户看风景，刘元举却拽着他一头扎进茫茫戈壁……
可以这么说，刘元举对柴达木所有的感情来自于他对柴达木的深刻理解和深刻体验。所以他认识到了那里的生命把那片土地托负起的高贵和神圣；所以他不允许别人亵渎，以轻浮的态度来对待它。
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是一部专写当代青年先进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五四奖章获得者、青海油田高级工程师秦文贵的书。此书在当代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当做教材。但刘元举看完之后，觉得张建伟没有深入柴达木，没有理解柴达木，对柴达木和它的英雄不负责任。他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7)
本来是一个40岁的作家孤身走西部而滋生的个人感伤——忧郁的情思，居然被张建伟写成了充满理想、走向工作岗位的秦文贵的情调，而且语言全部来自刘元举内心情感生发出来的慨叹。
60年代末，著名作家肖复兴的弟弟肖复华，被《头戴铝盔走天涯》这支歌，确切地说是歌的第一句歌词“头戴铝盔走天涯”，引用到柴达木的。张建伟原封不动地抄了这段话，只是把人物改成了秦文贵。可是，秦文贵是8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柴达木的，不可能
与二十年前的肖复华的情感一致。
张建伟甚至把刘元举描写的一只野鸭和它的翅膀活生生地改成了井架和钢铁翅膀……
“严重失实，不负责任，是对柴达木和秦文贵的敷衍和亵渎。”当刘元举认真读完这本书时，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本书写的非常粗糙，而且不能叫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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