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
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
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
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
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
“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
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
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
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
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
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
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
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
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
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
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
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
“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
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
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
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
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
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
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
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
“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
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
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
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
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
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
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
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
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
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
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
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
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
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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