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
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
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
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
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
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
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
《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
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
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
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
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
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
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
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
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
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
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
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
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
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68 《考工记》
先秦百工技艺之书
《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原未注明作者及成书年代，一般认为
它是春秋战国时代经齐人之手完成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此时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
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亦更为精细。春秋以前“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
手工业外，此时还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礼乐崩溃，学术思想上呈现了一
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人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
班、墨翟、李冰这样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是这一时期产生出来的。为了进一
步组织和指导生产，需对已获得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思想进行总结，《考工记》便是在这
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今见《考工记》一书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出现的。
《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后者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
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乃以《考工记》
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
本。
《考工记》一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约与总目、总论相当，主要述说了“百工”
的含义，它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第二部分
分别述说了“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实际的“理想化”了的工艺规范。书中说国有
六职，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百工系六职之一，它又包括了六类
30个工种，分别是：
攻木之工。包括轮人（主要制作马车的车轮和车盖等）、舆人（主要制作马车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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