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学、音韵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诸多方面造诣很深。有人统计他一生著
述多达38种，《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是其中最为宏大的地理著作。
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锐意读书，广搜资料，兼以实地调查，有得即
录，企图把地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和政治斗争实践。他为了编纂此书，收集资料十分广
泛：
“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
部。”（《肇域志》自序）同时将这些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引证。他周游苏杭、两淮，
十谒明陵。自1668年45岁以后，舍弃江南故里，飘游北国，足迹遍布华北、山东和西北，
尤其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廓、宫室，皆出自实
践”。（《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潘丰《日知
录》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骡二马载着应用书籍随行，每到险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
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坚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遇有与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
中翻书对勘，将其收获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尽，便别为二集曰“别录”。
“别录”实际上是一些读书札记，是作者为了准备著书长期积蓄的一些资料长编。
所以在内容上将是不同的观点，甚至相反矛盾的史料兼收并蓄，而未加考辨论述和筛选。
全书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收得很多，有的地区却很少。在他50岁时，由于年老善忘，对
这些材料不能逐一校正，便将这些原始材料编订成册，存于篇中，总名为“肇域志”。
有人考证认为这是出典于《尚书·尧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个疆域。
作者编订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
书一分为二：“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
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
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
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
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
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我们认为未免有点偏颇。
其次在赋税方面主要对明代一条鞭法实行后果及各地所遭破坏事实，以及揭示地主
阶级如何将国家赋役通过各种不法手段转嫁到农民身上的种种事实等都加以详细收录，
同时也辑录了与之有关的土田、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所以今人赵俪生认为此书
“不应列为地理类，而应列为明朝社会经济资料之书”。“主要是著录明朝社会经济情
况的一部重要的资料书，仅仅它的著录方式是按‘郡国’的框框而已”。其理由“主要
是由于本书绝大部分篇章所注录的是关于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政、
少数民族以及农民起义诸项目的资料，其中虽然偶有记录地方风俗以及山川沿革考订事
项等，但所占的比例究竟太少了”。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仍有些牵强。因这些经
济内容无一不通过地理显示，至少应属经济地理范畴，何况书中尚有大量沿革地理、军
事地理、民俗、文化地理等材料。
再说水利方面，书中收集了主要河道、漕运诸河（运河、胶莱运河等）、航运，主
要作物区特别是三吴地区农田水利以及明代水利专家治水方略、奏折等主要资料。
全书实际汇总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摘自
方志外，同时也辑录于实录、文集、邸抄及其他各种史料，其中不少今已失传，或已成
罕见的碑刻和地方史志材料，十分珍贵。《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杂取天下府州县志书
及历代奏疏文集，并明代实录，辑录成编”，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说到这部书的价值，除了前面已叙过它保留了许多珍贵资料和进行了实地考察
加以厘正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明史研究有特殊史料价值。正如赵俪生研究后所云：在
考查明朝社会经济方面，《利病书》却与《明实录》、《皇朝经世文编》有三鼎足之妙。
自上而下的材料，多见于实录，《经世文编》中主要是来自中层士大夫的意见，惟有
《利病书》是透过基层人们的回忆、总结、评论及一些下层的意见，可以补足《实录》
自上而下材料的片面性，对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是很有价值的。
此书原为34册，今已不全，第14册全缺，其他各册也有佚文。以后版本多种，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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