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
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
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
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
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
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
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
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
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
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
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
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
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
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
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
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
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
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
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
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
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
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
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
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
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
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
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
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
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
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
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
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
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
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
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
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
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
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
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
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
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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