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
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
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
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
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
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
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
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
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
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
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
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
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
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
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
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
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
—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
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
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
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
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
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
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
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
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
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93 《六韬》
“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
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它的书名在战国时就已见诸
《庄子》一书的记载。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淮南子》注和《后汉书》认为，《六韬》出自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之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它写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间（前676年至前619年），或
周显王时（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时。
唐以后人多倾向于此书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时书，而是出自秦汉间人或汉以后
人的伪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出土后，学者们多认为《六韬》成书于
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伪造。
另外，又有人认为，姜太公撰作《六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它的根据，不
可随意否定。《六韬》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来源于太公，由春秋中叶和战国中叶人撰
写、扩展、补充成书，又经过汉人的附益，才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说法
接近于目录学大师余嘉锡的观点，较为可信。
《六韬》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经典著作，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广泛流传，具有很
大的影响，深受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北宋元丰年间（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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