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
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
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
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
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
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
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
（《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
（《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
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
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
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
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
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
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
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12 《白虎通义》
中世纪神学、伦理学之法典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
讨论五经之同异。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
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
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
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
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
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
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
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
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
《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
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
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
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
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质之始也。’”（《天地》）简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气）到太始（形），
再到太素（质），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看此段文字，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
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
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
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
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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