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讲英语，并不是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而是因为我发现，在香港英语被认为是上等人的语言。不会讲广东话，我只感到抱歉；而为了我的工作与上层人物交往，被迫说英语，使我深受刺激。”
赵先生那次去香港，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代办一切食宿行事宜的。也许是为了获取较高的佣金，旅行社把他安排在一家豪华的酒店。下飞机即被接进酒店歇息，一夜无话。孰料翌日清早到用早餐时，酒店餐厅的侍者竟先侍候后到的白人，把赵浩生这位先来的付了同等金额的东方人，晾在一边。这种明目张胆种族歧视，给赵浩生的印象恶劣至极。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从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开始统治时代起，就被用作发展商贸的基地。但当时的商贸，只是炮舰商贸，独占商贸，强取豪夺的商贸，是以贩卖鸦片为主的不光彩的商贸。”说着这些苍凉往事，赵先生颇动情感。
在儿子即将成年之际，赵先生曾带他去了一趟英国。一天，他们在白金汉宫前观看皇家卫队换岗仪式。儿子的目光除了被盛装马队、铜扣流苏吸引外，还常常瞟向宫外明晃晃的镀金栏杆。赵先生触景生情，对儿子说：“你知道这金子是怎样得来的吗？那是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当时我的儿子对我的话懵里懵懂。”
如今，当国人满怀喜悦地翘首香港回归的时候，赵先生说：“想到这颗东方明珠更璀璨的未来，许多个人的恩恩怨怨，仿佛过眼云烟，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了。”
采访香港的三“T”/三个选修中国现代文学的香港学生/接连发生了几起香港留美学生自杀事件/
就在赵浩生第一次到香港之际，正逢香港经济进入全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时代。记者的敏感，促使他对代表这种开拓力量的香港三大企业：航运、化工、纺织，进行了采访。
有意思的是当时香港这三大企业的领袖人物的英文名字，均以“T”字母打头：航运大王董浩云（TUNG）、塑料大王丁熊兆（TING）、纺织大王唐星海（TANG）。“那次，我走访了三‘T’。”赵先生说。
“三‘T’中的航运大王董浩云，和我是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况下定交于日本的，我亲眼目睹了他从几条破船发展成‘船王’的经历。他成功之道无他，就是讲信用，这是一笔无形却无价的财富。就凭‘董浩云’的一纸签名，日本最大的造船厂愿为他制造30万吨的大油轮；就凭‘董浩云’三个字，中东的石油输出国愿和他签订10年的运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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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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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浩云的事业以香港为基地，辐射出1100万吨的巨大船队，到世界各个港口，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而他的心、他的根，他的感情的最后寄托，还是在中国。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就反映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
“1973年，我第一次经香港赴中国内地时，住在董浩云的别墅里。分别前我们曾彻夜长谈，他忘情地吐露了他早晚也一定要回内地念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能这样向我坦白地表明心迹，显露了他珍贵无比的爱国深情和友谊。”
在访问塑料大王丁熊兆以前，赵浩生和他素不相识，可自香港第一次见面后，他随即和丁成了纽约香港来往时必作欢聚的好朋友。
丁熊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是在上海卓有声望的成功企业家了。到香港后，他在北角的一块空地上，重起炉灶成立开达公司，取“先开后达”佳意，从事塑料、五金、玩具、电池的生产。几经奋斗，他的产品在国际上开拓了大市场。
说来有趣，赵浩生对丁熊兆事业成功的敬重，是在孩提时代产生的。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到，赵浩生孩提时的最大奢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拥有一个电镀光亮的手电筒。赵浩生记得，当时手电筒和电池最流行的一种牌子，就是上海出产的、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无畏”牌，他从心底敬重制造出这种牌子产品的中国人。
当赵浩生对丁熊兆采访，问起丁在上海从事何种制造业，而丁告诉赵他就是“大无畏”电筒及电池的制造者时，赵浩生顿时惊喜不已。而丁熊兆听了赵浩生孩提时的故事后，也像遇到知音般的兴奋。
后来，丁熊兆开创的事业，由他的两公子丁鹤寿、丁午寿兄弟大大地光大了局面，这其间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到内地设厂，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丁家的企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力；丁氏兄弟，也成为香港企业界的栋梁，历任工商组织的首脑。
赵先生归纳说：“丁家在香港成功的秘诀，就是从熊兆兄那一代起，世世代代都认识到：香港繁荣的源泉是在祖国内地，当年是如此，待回归之后，更是如此。”
在回溯的时候，赵先生常常提出一些他随之想到的问题，并以往事来映证，例如香港人应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
60年代中期，赵浩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课。开学那天，他走进教室，发现4个选修此课的学生，有3个是东方人，一问方知，他们都来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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