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百年前，他说的每一句话，整个日本都听到了。
他那句振聩发聋的名言“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发表了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谕吉毫不留情地给日本人以当头棒喝：“试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猛烈批判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个人的独立看作是国家独立的基础，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关怀国事，承担国家兴亡之责。他其实只想证明一个观点：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人就要“自觉为人”。这本书创造了当时的日本罕有的发行量，并成为学校的教材。他后来的另一本书《文明论概略》，则系统论述西方文明的先进，日本文明的落后，号召日本向近代文明进军。这些启蒙思想被日本民众所信奉，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
作为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无论从批判封建意识的深刻性，或从立论见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响的深广度来说，福泽谕吉在启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正是他，提出了较完整的日本欧化理论，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人盛赞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他引领日本大踏步迈入了“文明开化”国家的行列。
多年来，讨论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为何天壤之别的着作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可以从历史背景、地理状况、经济结构等角度见仁见智，得出无数答案，但这样未免过于繁杂。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沿着他们走过的思想历程，往往可以理解掌握一个民族的总体精神面貌。
康有为和福泽谕吉，作为分别指导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教主”、启蒙领袖，都是在东西文明强烈碰撞、中日两国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中，被推向历史前台的。作为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他们曾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都如此相似，然而由于在个人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不但决定了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际遇，也深刻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启蒙之路。
正文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1）
2010-3-19 9:46:15 本章字数:1000
二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
§人格缺陷成了失败的导火索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着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然而 ，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不广结盟友，却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直接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公开挑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康有为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也许是为了震慑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这种情绪化的言论固然非常痛快，却缺乏改革家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无可避免地引出政坛动荡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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