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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_王龙【完结】(30)

  正文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2)

  2010-3-19 9:46:16 本章字数:1062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枪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改革本身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会遇到旧势力千万百计的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者不仅需要有理想热情、有献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谋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者,减小改革阻力。政坛没有给谁设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讲共同利益,不能过多地拘泥于个人道德。在封闭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国进行这样一场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幻想改革阵营里只能是心心相映的同志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维新派的政治选择固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是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可以与魔鬼打交道,同曾经是敌人的一方结成联盟。

  可惜,康有为们没有积极争取各种可能争取的力量,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他们的本钱和实力,与日本的维新派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后盾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当强学会成立,像李鸿章这样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主动示好,提出捐银三千两时,却被维新派以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不佳为由断然拒绝,扬言绝不要汉奸卖国贼的钱。这不仅打了李鸿章的脸,也使李鸿章属下的淮系军人也拂手而去(聂士成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也曾捐银相助,后来却与康梁形同水火,政变后即卖力地追捕梁启超)。

  正文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3)

  2010-3-19 9:46:18 本章字数:1064

  待到康梁与张之洞闹翻,地方督抚大员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数,实际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李鸿章和洋务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至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袖手旁观的官僚群体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具有更大的声势和群众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在顽固派后边少见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处走散。

  光绪推进变法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连老谋深算谨言慎行的袁世凯看也对他所用非人的缺点洞若观火,苦心劝谏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变,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当年血气方刚的康梁一派对此置若罔闻。好冲动的书生康有为与好冲动的光绪皇帝结合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

  §大清知识分子少了些什么

  学者雷海宗曾说过:

  一般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坏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是否文武兼备的人就一定具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我们姑且置而不论。但文弱使人习惯利用心计,而不能恃武力使自身摆脱困境并最终解决问题当是无可怀疑的。而其深层的根源仍在于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影响。坐井观天似的文化优越感使“入仕”之前的士人、儒生读书兴趣单一,科举考试更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发展,使其创造力低下。久而久之,代代相因,不断扼杀知识分子的多向思维与创造性,使他们难以因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更难以发挥自我创新意识,主导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戊戌变法后流行民间流行的这首打油诗,就生动地讽刺了康梁在政治思维上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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