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倖，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从更立太子到复储风波，短短数年之间，明朝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中，有的豪壮，让人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如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有的沉重，让人窒息，让人绝望，如功臣于谦的冤杀。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在宫廷政变、政治权术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总能见到光怪陆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操守。也许随着时间飞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记起，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些事情让人记起，有些人值得牵挂。于谦正是这样的人，他也做过这样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诏复原官，追赠太傅。弘治七年（1494），赐谥曰“肃愍”，建祠，匾额书“旌功”。万历十八年（1590），改谥为“忠肃”。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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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赖家度，李光璧：《于谦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
（2）林寒选注：《于谦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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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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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晚年居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他的学说——王学（阳明学）——也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先生著《王守仁》，说他是明代学者的重镇、宋明理学的高峰。钱穆还曾说：“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即使在明朝人看来，王阳明的个人魅力也确实非凡。明末崇祯时期的学者黄景昉说：“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这种豪杰之气，使王守仁几乎很难得到“醇儒”的赞誉。然而，他在生前却确实以近乎诡辨的睿智和显赫的军功征服了世人。
当代学者陈来先生曾说，王阳明身上最典型的精神气质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豪雄、神秘。对于王守仁的一生来说，作为政治家，其豪雄之气无与伦比；作为文学家，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作为思想家，他是一个提倡神秘主义的牧师，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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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坎坷之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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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一生，几乎体验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科举、任官、谏诤、廷杖、贬谪、平叛、晋爵、受诬、辞官、病老等。其中正德十四年（1519）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视为王守仁的不世奇功，而新建伯的爵位也由此获得。
然而，王守仁的政治生涯却体现为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政治声望不断升高，另一方面却是仕途日趋坎坷。平定宁王叛乱，无疑代表着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在此之前，王守仁恪守着一个官员兢兢业业的本分，却从未受到重用；在此之后，王守仁一定是想起了功成身退的古训，所以借着为父亲守丧的名义居家不出，但却拗不住朝廷的征用，最终死于军旅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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