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咸丰心里开始有了疙瘩，对奕也有了猜疑之心。过了几天，奕从母亲宫中急急走出，正好遇上前来看望的咸丰，咸丰就问情况怎样，奕哭着说母亲恐怕没得救了，希望皇兄能尽快给母亲一个皇太后的封号——这事奕早就提过，但不知为何，咸丰一直没有批准。
咸丰帝听了后，支吾了两声“哦”“哦”，既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奕以为皇兄同意了，当时又想着能让母亲在死前获得封号，就急急忙忙的赶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这下咸丰骑虎难下，只好勉强同意了封号，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咸丰对奕的自作主张非常恼火，加上前面听到康慈皇太后说本来道光帝想立奕为皇帝，心里更是怒火中烧，只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可怜的恭亲王还蒙在鼓里！
没多久，康慈皇太后去世。刚过一周，咸丰就找奕算总账了，他以办理母后丧仪不周的名义，将奕赶出军机处，罢免一切官职，罚他回上书房读书。而在责罚奕办理丧仪不周的同时，却把康慈皇太后的丧仪规格大为降低，以出心中的恶气。自此，咸丰和奕的兄弟亲密关系结束。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在慈禧的提议下，咸丰重新起用了奕，派他为钦差大臣去和英法联军谈判。但当时主政的肃顺是主战派，而奕是主和派，两人“哄于御前，不能决”。旁人洞若观火，两个人不仅仅是对外政策之争，更重要的是权力之争——肃顺暴发的起点正是奕失势的开始，这一点想必两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咸丰死的时候，奕还在北京和英法联军周旋。后来遗诏下来，作为咸丰最亲的弟弟，奕发现自己居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心中自然极为的郁闷和委屈。这时，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给奕带来了一封密信，要奕赶紧设法赶到热河，两宫太后有要事相商！
如此看来，两宫太后对这个八大臣辅政的安排也很不满，特别对肃顺的飞扬跋扈，内心更是感到担忧和恐惧。但作为女人，她们并不能直接站出来和八大臣斗，她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家族里的人，而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第一人选。
奕得信后不敢怠慢，立刻星夜赶到了热河。但两宫太后和奕的见面，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庸庵笔记》里说，肃顺等人企图阻拦奕入宫，侍郎杜翰（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甚至跳出来指责说，“叔嫂应当避嫌，先帝刚死，皇太后居丧，不适合召见亲王。”但两宫太后坚决要召见恭亲王，连派太监几次出来催促，奕不敢自主，请端华一同进见。端华向肃顺使眼色，肃顺没办法，只得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我们陪同进见算怎么回事啊，你自己去吧！”
奕与慈禧究竟商议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两宫太后一定向小叔子哭诉了肃顺的蛮横无礼，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她们母子放在眼里。当然，话题毫无疑问的会转移到如何扳倒这八大臣，重新夺回权力上去。
和两宫太后见过面后，奕立刻启程回京。肃顺一派显然大意了，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个简短的“叔嫂会”竟然已经定下政变的基调——当时他们是巴不得奕早点从热河滚开。
这时的热河，看似平静，但其实两派都在暗中积蓄力量，随时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作为“遗诏派”的八大臣，以为自己遗诏在手，自然想稳定局面；而“垂帘派”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却也没闲着，一直也在暗中动作。
奕回京后，立刻找到了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周祖培是三朝老臣，名望甚高，但和肃顺的矛盾极深。肃顺和周祖培曾分别为户部满汉尚书，但肃顺为人专横，根本就不把比他年长二十多岁的周祖培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有一次，文件已经周祖培批阅过了，但肃顺装作不知道，故意问：“这是谁批的啊？”手下秘书低声说：“周中堂批过了。”肃顺鼻子一哼，骂道：“呸！不过是一帮吃干饭的混混，懂什么公事！？”拿起笔就把周祖培的画诺全部勾掉。周祖培受此奇耻大辱，表面上还不敢表露，但心里恨透了肃顺这个政治流氓！
周祖培作为三朝老臣，同情他的人不少，这次得了机会，自然要想尽办法要和奕等人一起扳倒肃顺。在明白慈禧太后的意思后，周祖培暗中授意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董元醇写一篇奏折，这就是后来的《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
按照慈禧太后和奕的意思，董元醇在奏折中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建议：一是认为皇帝年幼，国家又在危难中，皇太后应该出来权理朝政，垂帘听政，左右不得干预；二是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防止皇权旁落。
董元醇只是个小棋子，这个贸然上奏的奏折也只是棋局的开始而已。董元醇的奏折意思很明显，就是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造势，并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态度。
果不其然，董元醇的奏折就像是在热河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使“遗诏派”和“垂帘派”的矛盾完全暴露无遗。
八大臣看过董元醇的奏折后，暴跳如雷——这等于是把权力从八大臣手里剥夺，转移到太后和亲王的手中——完全是和咸丰的遗诏对着干，和八大臣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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