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差阳错。哥哥和小姐夫精心准备的悼词最终竟未能当众宣读。
当时很乱。父亲的追悼会现场是由父亲生前单位负责布置的，很仓促，前面的人刚用过，后面的人正等着。这时候我们也计较不了许多，反正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父亲化妆完被推进来，罩在一个有机玻璃罩子内，很像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享用的那种水晶棺。我和哥哥分跪父亲两边，母亲她们被邻居或父亲单位来的人架着一个接着一个从父亲面前走过。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与父亲最后一面了，哭得非常伤心，纷纷往父亲“水晶棺”上涌，拉都拉不住。好不容易一个个哭着闹着走完了，二姐夫突然发现还没读悼词，问我怎么办，我往四周看了看，母亲和姐姐她们已经被人搀扶着从后门出去，后门通向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来过火葬场，再追出去将几十人一一哭着、喊着、架着拖回来已不现实，我只好自作主张地“表态”：算了吧。
后来，哥哥以此对我发难，指责我大逆不道，实在是小题大做了。读不读悼词对父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况且，我对悼词的基本思想是持不同看法的。前面说过，出于对哥哥特别是对小姐夫的尊重，我并没有对悼词挑毛病，其实，悼词中并不是没有“毛病”，而是“毛病”太大，以至于我没法“挑”。当一篇文章用词不当或语法不通时，你可以替他修改，但是，当文章的基本观点你不赞同时，你就没法替他改，否则你就等于认同他的观点。哥哥和小姐夫为父亲写的悼词其基本思想是回顾父亲这一辈子的“革命生涯”，盛赞父亲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至少在主观上，父亲一生并没有打算为“革命”做任何事。父亲参加队伍打鬼子并不是为了“革命”，那其实是被日本鬼子逼上梁山，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你不打他他杀你，没办法，只有奋起反抗；父亲解放前帮助孙伯伯、刘伯伯、蒋伯伯、胡伯伯他们死里逃生也不是为了“革命”，父亲只是觉得这些人是他的同乡，而且是父亲崇拜的打鬼子的英雄，能帮人时且帮人；父亲解放后上书中央，建议将“反动残余连根拔”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反革命”，只是出于父亲的“人性”，父亲认为像黄科员这样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实在是不该枪毙，父亲是不忍心看着这些无辜的“残余”被“连根拔”，才写那封信的，与“革命”无关，与“反革命”也无关。在我看来，父亲的基本特点是自觉、勤奋、善良。“革命”这顶高帽子父亲戴不起，可能他也不愿意戴，硬戴上去没有任何意义。
14
父亲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接受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广得县长途汽车站的教训，这一次我一直守在父亲的身边，亲眼看着父亲被送进火化炉，一点一点被烧尽，最后只留下那么一撮骨灰。
我是不赞成火化的，甚至觉得这样做有悖于人性。干吗一定要推行火化呢？土葬更科学。人死后，只要不是特别具有传染性的，都可以洗净装入一个生物降解尸带，按规划要求埋在需要绿化的地方，上面种棵树，挂上一个金属牌子，刻有死者的姓名简历。后人需要表达孝心或寄托哀思，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维护好这棵“再生之树”，让她茁壮成长！为后人留下一片阴凉，为养育他的地球母亲留下一片绿！
我是没法在父亲身上实现这个愿望了，人生本身就充满遗憾，死也不例外。在父亲被送进炉子之前，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怀疑躺在停尸床上的那个人是不是我父亲，于是走过去，揭开被单，认真看了又看，是我父亲。
父亲走了。什么也没带。家人将一柄父亲生前天天握着的拐杖作为他唯一的陪葬品，但还是被铁面无私的工作人员剔出来，哥哥上前递了盒烟也没用。我想这是天意，天意就是让父亲这样干干净净地来，清清爽爽地走。直到这柄拐杖与父亲的其他物品被家人拿到围墙外面烧掉之后，我才醒悟：父亲是想让我永远保留它呀！
父亲本来或许是把那只孙伯伯送给他的瑞士表留给我做永久纪念的，但是那时候我年幼无知，经常打架，竟在一次“战斗”中永远丢失了！这柄拐杖是我当年游黄山时买的，父亲本不需用拐杖，但因为是我“孝敬”的，他才与它形影不离，我应该想到好好保留它呀，但是我疏忽了。生活中有些疏忽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比如上山下乡时候丢失了父亲送给我的瑞士表，比如在长途汽车站让父亲孤单的离去，比如被烧掉的那柄拐杖。
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不要难为人”，我的理解一直是“不要为难别人”，所以我做人的原则是尽量不求人，不麻烦人，但直到父亲走了我才悟出：父亲的本意其实是“不要让人讨厌”。而我实在是最让人讨厌的，特别是说话，尖酸刻薄，夸大其词，得理不让人，居然还不知耻地以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气质与秉性”。
父亲是一本书，如果我早些读懂，或许过得更好，也少让父亲操那么多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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