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支持她的选择，母亲也没反对，只是叹了口气：“要是上海人就好了”。
居磊没跟人家玩马拉松，谈了半年就结婚，一年后就有了一个与她一样漂亮的女儿。丈夫也有长进，不到三十就当上了情报室副主任，要不是她母亲的竭力掺和，居磊肯定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不会来特区了，但母亲肯定是要掺和的，而且是竭力地掺和，不这样就不是居磊的母亲了。
母亲掺和多了就超出丈夫的忍耐限度，比如母亲一定要将外孙女接到天水由她亲自带；比如一天到晚只对外孙女说上海话，弄得她没法与别的小伙伴正常交流；比如不允许爷爷奶奶跟孙女多接触，说是怕外孙女学着讲土话等等。丈夫实在是无法忍受。特别是有一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恰好都在兰州相遇，居磊母亲那种把亲家当“乡屋里人”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丈夫的自尊心。这种事情多了，也就慢慢地影响他们小两口的夫妻感情。刚开始影响力并不大，因为居磊与丈夫是站在一边的，居磊对她母亲的一些做法也十分反感，比如母亲从早到晚的上海话，也不管旁人能否听懂，仿佛上海话是一幅标签，硬生生地贴在脸上，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上海人，更恨不能在这幅标签后面再加上个括号，注明“祖籍浙江并非苏北”。居磊曾委婉地对母亲提醒几次，没用。这时候丈夫已经升为主任，大男子主义思想有所觉醒，丈夫与居磊母亲的矛盾也就逐步转化为他们小夫妻之间的矛盾。
刚开始是语言上的。丈夫对居磊母亲的反感越来越大，忍无可忍，就说，对居磊说。说多了，居磊就不舒服，不管怎么样，母亲就是母亲，无论母亲的做法是不是离谱，骨子里是为女儿好的。居磊的理论是：爱屋及乌。既然你爱我，就应该也爱我的母亲，不能老是说她坏话。丈夫回敬：你也爱我，是不是也该爱我父亲？我是不是可以将武威乡下的老父亲接来与我们共同生活？
这种语言仗打长了就会伤害感情，后来发展到丈夫拒绝见岳母，躲着岳母，再后来，丈夫不允许居磊回天水。终于有一天，当居磊又一次“背叛”丈夫回天水时，丈夫也背叛了居磊，把那个一直敬仰他的女资料员带回了家。
直到离婚，居磊才知道她母亲那么“臭”，几乎全地震局里的人都反感她母亲，都同情她丈夫，仿佛她丈夫将女资料员领回家也是她居磊的错。
离婚之后，居磊回天水休息了几个月，成天陪着父母和女儿，有时候还刻意地放松自己，爬麦积山，洗温泉澡，希望将这场不幸的婚姻随流淌的温泉水一起冲掉。单位是没法回了，调到天水市地震局也摆脱不掉原单位的阴影，说不准那一天就归她前夫领导。居磊就这样不辞而别地离开了省地震局，来到了特区。后来她对乔降雨说，不辞而别好，不辞而别她心里还有个“单位”，辞了就更空了。乔降雨有同感，说既然回单位辞职没有任何好处，不如不去办任何手续，他自己就是从学校不辞而别的。
在特区，漂亮的女人好找工作。居磊在特区用不着为生活发愁，发愁的是找一个好老公。她想着一旦找到合适的结了婚，就把女儿接过来好好地过日子。如果条件再好些，再将父母接来。特区虽不是上海，但也靠海，给母亲的感觉比天水强。
但希望是希望，现实归现实，居磊很快发现在特区找老公比找工作难度大。她的要求并不高，以前夫作参照系，上下差不多就行了。可没想到就连这也不好找。在武汉和兰州时期享受的那种一花独秀众星捧月的感觉再未出现，一批又一批应届毕业的女大学生源源不断地奔向特区，留下的都是漂亮的。而与她前夫条件相当的男人并不多见，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一打听，保准已婚。居磊因此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公平，离异的男人可以娶离异的女人，更可以娶未婚的打工妹或新来的女大学生，而离异的女人只能找年龄相当的离异男人，这样，离异女人再婚的选择范围就比同等条件下的男人小得多。更可气的是特区晚报的一个记者报道了一项所谓的调查，说算上打工妹在内，特区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七，这一下更了不得，男人们一夜之间像穷光蛋意外地得到一大笔海外遗产，个个鼻子都翘成了大象。一听说居磊是离过婚并且还拖一个小孩，干脆连见面也省了。
居磊发现自己就像一只已经被套牢并且还在天天下跌的股票，抛了可惜，不抛亏得更惨。
居磊被迫做出了理性的决定：割肉抛售，降价处理。将条件降为只要年龄相当学历相近就可以考虑。
退一步天地宽。实践证明，居磊的决定是相当明智的。撇开身高相貌经济条件后，特区多如牛毛的公司和老板厂里具有高等学历的三十岁左右的未婚或离婚的男单身并不少。居磊自己安慰自己：我们已过了爱慕虚荣的年龄，身高与相貌对男人无任何实际意义，只要俩人好，钱是挣不完的，房子会有的，汽车也会有的；女儿会接来的，父母也会接来的。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与这些男人实际接触后居磊发现，特区的男人没耐心，一接触就要上床，大概是因为这里太讲实际，既然时间就是金钱，大家干脆就直接试婚，连恋爱的过程也都省了。居磊发现自己跟不上特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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