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队里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都戴着眼睛，还有一些工人们的孩子，整天野着疯玩，但依我那时的年龄依稀懂得他们确实很讨厌这些疯玩的孩子们。那天我独自溜达到大楼里闲逛，大人们正在开会，显然那间开会的屋子不够大，一个上海人就坐在了屋子外边，看样子他也省得要装出一副聚精会神在开会的样子，就在外边打盹。他看见我，我也看见了他，我们俩都来了精神，他叫我过去，我就傻傻地走过去，没想到他攥住我的手，让我快要疼出眼泪来，又不敢大声哭出来，疼傻了，他才放开我。我看见他笑得特别开心，像报了大仇一样的快乐。
我只好灰溜溜地像条被踹伤的狗一样拖着自己疼得钻心的手走开，但这个来自上海的戴眼睛的知识分子还是低估了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的智力水平。
我悄悄溜到垃圾箱挑了一个腐败得最厉害的，仔细地闻了闻，确信是臭不可闻的烂西瓜，掂着这个烂瓜又溜了回来。顺着墙根我就慢慢地走近了他，他在打盹，没看见我，他恐怕也没想到这个小屁孩有如此大的勇气。于是，我就顺利地蹭到了他的跟前，举起这个烂西瓜就砸在了他的头上，我听到了清脆的西瓜破裂在他的脑袋上的声音，然后我撒腿就跑，身后响起了巨大的欢笑声。
我知道他在追我，我想我很冷静。我从三楼的水泥楼梯扶手上遛下来，到了二楼，又到了一楼。我数着，好几次，我除了听到他咚咚的脚步声，还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息声，我知道他差点就要抓到我。但我很自信，脚还没踏到一楼的水泥地面，就已经飞奔向池塘。我知道他还在追我，到了池塘边，我站定了，回头看他，他就要扑上来了，我纵身一跳，跳进了池塘。
从水里冒出头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站在岸边很失落的样子。
我知道，我游到对岸，他沿着池塘绕过来抓到我，是不可能的了。除非他也跳下来，但他肯定不敢。
我从容地游到对岸，心里一阵阵地得意。
59、预谋杀人
陈氏兄弟有个姐姐从小因为打针，成年后造成智障。我和陈氏兄弟的老大是同班同学，他的大号叫国民，很大气的名字，也很有内涵，但他的姐姐却是他和他的家庭的心头之患。我们七、八岁的时候，他姐姐可能十七、八岁，整天就在地质队大院里四处游荡，逢人就傻笑，也没有语言能力，只能哇哇地乱嚷。
这样一个人存在着，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但肯定对陈氏兄弟和他的家庭有着很大的影响。那是多么巨大和深重的人生痛苦啊！
她母亲会经常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所以极少看到她衣衫褴褛或者不洁净的样子，虽然衣服都有补丁，但毕竟都是干净的。不过，有的时候却不这样，这种时候是她不知道在哪里将粪便抹的满头满脸，别人发现就会飞快地告诉她的母亲，悲痛欲绝的母亲就将她弄回去，陈氏兄弟也是要帮忙的。也许，那个时候陈氏兄弟会有我们所无法体验的忧虑和痛苦。
经常，在放映露天电影的时候，她竟然脱光了衣服，引得很多人围观，她只是傻笑，而这时就有人飞快地跑去告诉她的母亲。
如今我已成年，真的无法想象那个母亲一生该是如何承受这样大的痛苦的！
我们和陈氏兄弟一起探讨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围坐在一起，安慰面色忧郁的哥俩。大家都认为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后来成年后一直在蹲大狱的鸟五子想出了方法。他说，杀了她，就解决了。我们当然都不懂得如何才能杀人，于是鸟五子开始郑重其事地向我们描述他的杀人计划和“经验”，他胡说了几种方法，说得我们目瞪口呆，觉得这家伙真的是博学多才，居然连这个都懂，我们听得也很上瘾。
当然，说完了就只是说完了，谁也没有付诸行动。鸟五子的杀人方法纯粹是嘴把式，只是自己胡编乱造出来的，是为了过过嘴瘾，而不是他真想帮这个忙，当然陈氏兄弟也只是一听而已。
我想，鸟五子关于杀人的想法和动机大概不是他天生的，而是从大人那里得来的结论，因为连我也听到过这样的感慨：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小时候就弄死，省得大了活受罪。
肯定，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杀人怎么能是对的呢？但我们能够摆脱人生的这种痛苦吗？
成年后，我知道了一个词，人伦和道德。
如此而已，但没有解决痛苦的正确的方法。
60、阶级问题
我们的地质队大院坐落在一片很荒芜的山里。前面是山，后面也是山，所以我们就叫前面的山为前山，后面的山叫后山。其实理论上应该算是丘陵地貌，中间有柏油公路，隔得不远有另外一些单位，其中一个叫煤炭二队，再有就是散落在山间的自然村的村民，五里外是县城。
县城有学校，再有就是地质队里的向阳学校了，后来就逐渐不再称向阳学校而改口称地质队子弟学校了。煤炭二队没有学校，所以那里的孩子就会到我们地质队来上学，数量还挺多。但有一次，我们正上着课，忽然有老师进教师，和正上课的老师嘀咕了一会儿，就宣布，所有煤炭二队的学生一律立刻收拾书包回家。
原因大概是地质队和煤炭二队发生了单位和单位之间的矛盾，所以煤炭二队的学生就得滚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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