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克嘿嘿一笑：“我们当然会考虑的。不过，你们不是一直在不痛不痒地批判吗？如果我们加入，你一定要审查我们的成分。我们只能在你的指挥下，校长的指挥下批判，抄抄大字报而已。不是吗？”
小木克不是那种做事一定做绝的人，一个指挥者一定不能在任何时候张皇失措。在“反到底”占据的小楼中，又有了一场策划。当天的下午，大字报全部贴满了学校。和上午完全不同，揭发的是校长推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过，显然小木克经过了反复的权衡，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余国祯贯彻反动的血统论，破坏文化大革命”。他明白，说校长是叛徒完全是一种震动，说校长贯彻血统论，一定能换取更多的学生的同情。
小妹的红卫兵团一时失去了辩论的准星，因为他们全部是纯而又纯的红五类。而在这个地区，在卢湾区的“上只角”，真正的红五类是不多的。68中只有在初一和高一贯彻了阶级路线，那样纯粹的工人革干出身的在班上也不过百分之四十。因此，他们不免孤立。就在当天的下午到半夜，对“老保红卫兵”不满的学生，一下子“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二十八个战斗兵团。尽管有的兵团只有十多人，不过充满力度的造反宣言就是一个人也能写。
这一天，余国祯校长很早就回了家。
他一个人过。他的儿子余子建是一个留苏学生，回国之后，已经到西北军工基地报到。他的妻子是南京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上级本来要为他重新分配一套公寓，他婉谢了，于是他就依然住在石库门里面。他等到人群散尽，将脸上的血迹洗干净。他将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警卫的红卫兵全部劝走，没有吃午饭就悄悄离开了。
他躺在床上。他一直感到自己是清白的。他在狱中的表现无可指责。不过他的清白表现并没有让所有的人想通。世界上太清白的人只有在书上才有。特务没有想通，自己人也没有想通。特务其实没有必要对他用刑，用刑只是为了鉴别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学教师。如果一用刑余国祯就哭喊讨饶，他们一定会放了他。但是余国祯一直到腿断了昏死过去都没有多说一句话，他们就很怀疑了，这样的坚强只有共产党中最顽强的人才有。后来，他们将一纸悔过书放在余国祯的面前，只要他签一个字就可以出去。余国祯说：“没有的事，怎么能签？”卑猥的小人物是不惧怕生活上有污迹的，他们看这口气更像是共产党了。
生逢1966 9(4)
余国祯前后在监狱中待了九个月，后来，当解放军已经开进了上海，牢狱的大门突然洞开，难友才把他抬了出来。他出狱之后，叛徒证明，余国祯没有叛变没有自首。罪大恶极的叛徒立马就枪决了。余国祯伤愈之后重新工作。一切似乎成为过去，监狱中的一段，成为忠贞不屈的壮歌载入历史。
不过，依然有那个疑点，这些个疑点确实连叛徒和特务都不能解释，案卷中过于简略没有说明。更重要的是，最后审讯余国祯的特务漏网了。
余国祯自己更不能解释，自己人的不相信是需要等待的。
第二天的黎明时分，比倒马桶的车来得更早，大同坊就有了很大的响动。一群学生带着“反到底”红卫兵的袖章，冲进了弄堂。几乎是袭击一样，一会儿就将后弄堂最后一条全部堵住了。很响的拍门声，很响的说话声，很响的口号声，最后一条弄堂的人全部被惊醒了。
妈妈从前房过来，问瑞平：“啥人？”
瑞平躺在床上就说：“68中的。小木克。”
“做啥？”
“小木克要革命。”
“他那个出身还要造反？”
“现在正是那种成分革命的时候。”
妈妈突然将伸出窗外的头回过来，狠狠地对瑞平说：“你不许去，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许去。革命总有结束的一天，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校长还是校长。你还是你。”
这时数十个手电筒的光一起射向对门，校长从后门口被押出来了。校长没有进行革命的演说，他担心说些什么被人家的反驳会弄出更多的材料。他知道，在他地下工作的年月，石库门的居民或许会因为同情革命暗中帮他一把。而在今天，一个人只要被称为叛徒，石库门的人绝不可能相信他。他保持沉默和孤独。
校长的坚强实际上只有两天。第三天，当区委书记从医院中被本区造反派揪出来的时候，校长就彻底泄了气。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九个月，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在“反到底”的手中只有坚持了三天。他的崩溃是因为他面前的不是敌人，而对方将他看作是敌人。谁都知道校长是区委书记“线”上的人，于是余国祯在学校中很是“被动地”忙乱了一场。他已经有了一种新的“头衔”， “区委书记在68中的黑走狗”。到处是批判会，因为有二十八个兵团，校长又在小木克的“反到底”手中，小木克便很机灵地将校长“安排”给每一个兵团。因为有的兵团只有十多个人，小木克就安排三数个兵团联合进行斗争。在一周时间里校长被批判了十七次。因为小木克掌握了校长，实际上也就掌握了运动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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