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神父是想说：法就是那么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然而，悬而不决、延宕一年的审判终于有了结果，判决不由分说地降临了。"Ｋ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31岁的卡夫卡写道："……有两个男人来到他的住所……"他们像秘密特工一样带他到远郊荒凉的采石场处以死刑。又长又薄、两面开刃的屠刀在银色的月光下闪光，他躺在一块断裂的石头上等待着。就在最后一刻，生命的意义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月光下比屠刀更夺人心魄地闪耀起来，美丽和沉重得让人全然不堪回首，让人感到：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太迟。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上。好像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地出现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探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意助人者？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了的论点又有人提了出来？当然，这样的论点肯定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法官究竟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高级法院又究竟在哪里？他张开手指，举起双手。
但是，其中一位先生的双手已经扼住Ｋ的咽喉，另外一个便把屠刀深深地戳进Ｋ的心脏，……他们脸颊贴着脸颊，在观看着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Ｋ说，好像他人虽然死了，而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卡夫卡小说选》，第499页。
这是一位牺牲者、见证人和战士的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正如一切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一样，卡夫卡的反抗和斗争包含着绝非单一的含义，《审判》是一部复杂的巨构。至少，它就像他过去的创造一样，包含着对个体生存及其整体背景的深刻检讨。
然而，事情并不尽然如此。3年后，卡夫卡回忆说，在写下《审判》全书最后一句话时，他想到的是自己在父亲面前"无限的内疚"。《卡夫卡小说选》，第535页。他想到了自己从呱呱坠地开始便痛遭剥夺的一生。无疑，他也想到了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那场审判和判决。同时，他自然又想到他自认为对菲莉斯家庭所造成的伤害。那也意味着另一种"无限的内疚"，它搀入卡夫卡既有的心理分量之中，强化着他内心深处的罪感。也许，《审判》一书是想表明，无论书中那位神父所说的是否正确，无论法是否约定俗成，在它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与生俱来、真正"不由分说"的原罪。
也许，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悖论。也许，我们可以勇敢面对神秘无形的法庭，穿过悬而未决的道路反抗"莫名之罪"，反抗不由分说的判决，然而，我们永远无法洗清那本质的原罪。正是这真正"不由分说"的原罪，让我们"虽死而羞耻心犹存"。《卡夫卡小说选》，第535536页。Ｋ的一生，也是被"莫名之罪"所压倒的一生。然而，正是在《审判》中，我们看到卡夫卡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迹象，那就是，那位神秘而"毫无疑义"地有着友好意图的神父——那位上帝的代表，应他的愿望，而且也许还怀着歉意，走下了教堂的讲坛。
第五节 伤口
《审判》一书不仅以伤筋动骨的"审判"、"判决"和罪感问题让卡夫卡深受触动，而且也以较大的工作量以及突击性的工作进度一时耗尽了卡夫卡的精力。
第二次创作高潮实际上已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菲莉斯，这"世界的代表"，又开始把卡夫卡拉向他自身命运的另一极，或者说，卡夫卡自己出于自我拯救的需要而走向这另一极。总之，从眼下到1916年年底近两年的时间内，他几乎没有写出任何作品。
1915年1月，在解除婚约半年后，卡夫卡与菲莉斯重新会面了。然而，这次会面带给卡夫卡失望的感觉。"我们都发现对方没有什么改变，我们都暗中认定对方不可动摇、无法改变，也毫无怜悯之心。我要过一种理想的生活，它专为写作而设计，对此我不会让步。可她对我这一无声的要求不予理睬，她想要的是一般的东西。她想要舒适的住房；她感兴趣的是工厂的经营，丰盛的饭菜；她想要一间有暖气的房间，晚上11点就上床睡觉……"卡夫卡认为他和菲莉斯"永远也不可能结合"，只是"既不敢对她说，也不敢在关键的时刻对自己说"。菲莉斯尚能感慨："我们一起待在这里多棒呵！"而卡夫卡则置若罔闻。他认为他与菲莉斯在一起时不能自由呼吸，没有片刻的好时光。这是他把菲莉斯与他两次艳遇的女子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如他所说："对一个所爱的女人的感觉，如在楚克曼特尔和里瓦，除了在信中之外，我对Ｆ．［菲莉斯］从来没有过，有的只是无限的钦佩、恭顺、同情、绝望和自卑。"从这次会面开始，卡夫卡看菲莉斯的眼光表现出一种本质的改变。他不再仰视或者在自卑和恐惧中走向反叛，而是理性地重新审视一切。
两人的关系逐渐有所恢复，然而，现在菲莉斯对于他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一条出路，能够帮助他逃出生活的重围，甚至摆脱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事实上他为了逃离布拉格甚至想到过主动要求应征入伍，这一努力自然也不了了之。当然，与菲莉斯通信的频率大大降低了。当初热恋时可以达到一天三封，现在好几天、两三个星期、甚至逾月以上才有一封。那段日子，他情绪常常很低落，从来折磨着他的噪声似乎也格外不堪忍受，令他完全打消了继续写作的念头。结果，他只有通过阅读斯特林堡来解脱自己。在沮丧、病痛和神经衰弱中，32岁生日匆匆而逝。10月，他因已发表的《司炉》而得到一笔很有声誉的德国文学奖金。不易揣想卡夫卡对这一类文学奖本身的看法，然而我们知道，那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以"奖掖文学新秀"为手段的商业宣传活动，卡夫卡的自尊心反而多少受到一些挫伤。倒是在11月间，《变形记》正式出版了。下一个重要的转折要在下一年、在卡夫卡33岁生日之际才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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