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他因为与生俱来的惨痛缺失，而比常人更强烈地渴望着此岸的生活。可是，写作不就是一种生活吗？的确，正如有人指出，作家的生命转移到作品中去了。然而，那些不写作的人，他们的生命不也转移到生儿育女、银行存款、住房、汽车、足球、卡拉ＯＫ、或者金字塔等别的东西中去了吗？转移到作品中的生命难道就那么没有意义吗？他不是曾经声称：写作是一种祈祷、一种救赎吗?"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其实，他写过的事早就发生了，而且一直在发生，而且——正如我们就要看到——还将更其可怕地发生。写作本来可以是一种祈祷和救赎，尤其在帕斯卡关于人性尊严的意义上更是如此。人是宇宙间一棵最脆弱的芦苇，但精神和思想却足以保证人性的尊严。只是，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爱我所爱；那就是要坚守这样的信念：人(大写的人)可以被消灭，但无法被战胜。只要拥有这样的前提，人的脆弱就会意味着人的尊严，甚至越是脆弱就越是如此。可是卡夫卡却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他被魔鬼所驱使；或者说，他习惯于向魔鬼妥协，在魔鬼面前放弃自己。他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魔鬼，趁着夜色咬人害人。他不无正确地指出，这本身无所谓善恶，这就是生命；魔鬼是人的固定搭配；如果没有魔鬼附体，人也许就活不下去。这些认识都没有错，甚至可说颇为深刻。但是，当他强调："据说人也可以利用魔鬼来搞点什么名堂"，这就不能不引人注意。这使人敏感到污秽、肮脏、疾病等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最终未能通过写作赎回他自己。用前面第三章的话说，无神的罪感压倒了卡夫卡，阻碍着他生命的展开。
"我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的，但是我没有在生活。"在回首一生的时候，他的自我否定格外冷峻，但也惨痛得令人难以承受。40岁，这几乎是一个男人最富有的年华。然而，在40岁这一年，卡夫卡却更加坚信了自己悲哀的命运，从而着手忘我而又清醒的彻底放弃。但是，卡夫卡之所以是卡夫卡，不仅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放弃，也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执着。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卡夫卡，才是绝无仅有的"单数人格"，才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在试图忘我而又清醒地放弃一切之时，有一件事情他反而显得格外地执着——至少在这封信中，那就是这彻底的放弃本身。他知道他的房屋已经被写作弄得摇摇欲坠了，但是他说他不搬家。因为搬家意味着疯狂，那也许是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72页。
骨瘦如柴、赤身露体的卡夫卡，以生命拥抱着饥饿的卡夫卡，或者说，毫无妥协能力、没有丝毫自恋和媚俗的卡夫卡，他不会用"殉道"或者类似的词，而是用"替罪羊"。然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替罪羊"般的存在和行动，使得那夜色如晦的城堡上空始终存在着某种无可觉察的毫光，那并非通常所谓的希望，而是某种更为复杂难言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铤而走险的倔强、顽固、执着、执拗、偏执、固执……也许这很像卡夫卡自己从《城堡》中删掉的一句话所想要表述的部分意思："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
只有一个代号般姓氏的Ｋ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而荒诞和悖谬的是，城堡似乎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为，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世界里，一切有关事宜早已按照某种法则作了准确无误的登记。事实上，完全就像在《审判》一书中一样，这法则来自某种巨大而无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构，来自某种非理性的权威。城堡的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精确的世界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被视为破坏行为而引起怀疑和愤怒。繁复而严密的组织部门，办事认真的官僚和下属、成柜成捆的卷宗和文件……但荒诞和悖谬就在于，那份关于聘用土地测量员的卷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像《审判》、《判决》或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Ｋ发现自己罹受了来自非理性权威的"莫名之罪"，陷入了"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者"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于是，斗争开始了。
然而，这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至少在主观上，Ｋ并非代表着普遍的正义、公正、理性、良知等，而只是代表他自己而要求着进入城堡的权利。他是一个几乎无名的人，就像他的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善意的人，"头脑单纯"；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追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
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Ｋ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审判》中的约瑟夫·Ｋ那样通过女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他甚至跟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象征般地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任迷失下去（据说这些女人中有密伦娜的形象）。参见维利·哈斯："《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编后记"，见该书第276页。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冈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及。"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蹰也。"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7、118页。Ｋ终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然而，也许由于他至死都在斗争、寻找、眺望，这就产生了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结果：在Ｋ弥留之际，从城堡终于下达了一个决定，它虽然没有确立Ｋ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地悬而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城堡》系未竟之作，其结尾据卡夫卡向布洛德所述。见布洛德："《城堡》简论"，载《城堡·变形记》。如果把《城堡》与《审判》联系起来看，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此中的悲剧意义。在《审判》中，约瑟夫·Ｋ看到，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生活本身是最大的不幸，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这不幸具体说来，就是那巨大而无形、无所不在、不由分说的人类文明运作机制。约瑟夫·Ｋ无法承受这种机制的非理性权威，他让自己作为反常人格从中游离出来，并坚信由上述机制所决定的生活本身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从而执着地进行绝望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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