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问家，饶公是我见过的学者中最纯粹的学者。上文指出，他避居香港而远离政治漩涡，却也不因香港的高度商业化而随波逐流。他虽然也认识不少政治人物，却从没有卷入政治纠葛，也不曾将自己的学者生涯去与政治、权力刻意挂钩。他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为学问而活着的人。他的禀性天赋是百分之一百的传统文人，既有过眼不忘的功力，又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性。我有时很诧异，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谁写了什么文章，文坛上有什么新书，但只要一讲到某个学术或考古新发现，他就马上神情怡然，似乎这才是一个永不言倦的话题。他们这一代人文史哲不分家，各种学问皆可打通。他曾有《念奴娇》词云：“万峰如睡，看人世污染，竟成何物？幸有灵犀相照彻，静对图书满壁。石不能言，花非解语，惆怅东栏雪。江山呈秀，待论书海英杰。细说画里阳秋，心源了悟，与自清秋发。想象荒烟榛莽处，妙笔飞鸿明灭，骑省纵横，文通破墨，冥契通穷发。好山好水，胸中解脱寒月。”（见胡晓明：《饶宗颐学记》）正是夫子自道。
做学问追求的是“大圆智镜”的境界，心无旁鹜，视治学为乐趣，因而才能如此赅博淹贯。饶公能画事，山水、人物、花鸟、写意均出神入化，自辟蹊径，而法书更是精妙绝伦，名垂海内。四年前，中国美协、书协、中央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联合为他主办的“饶宗颐书画展”轰动一时，为京华艺坛一大盛事。香港大学等院校的校牌乃出自饶公之手笔。饶公又能操弦，曾从领南古琴名宿容心言先生习琴，且收藏有数张古琴，其中据说有北宋郭佑之所藏的“万壑松”琴。因而对古琴艺术发展史亦有深入之见地，且有宏论。环顾华人学界，能集诗、画、书、音乐之艺于一身的学问大家，唯饶公一人而已矣。
值得一提的是饶公对青年后学的提携不遗余力。这些年来，他经常在各地考察、讲学，读到年轻学者的文章，或了解某一领域新人的学术成果，他慧眼独具，不仅肯定支持他们的新发现，也会指出其不足和错漏之处，但不管什么形式，他总是以平等相待，商榷启发的态度而诲人不倦。他从不像学界的某些人物，只要年轻人一有新论，就要挂上自己的名字揩油。相反，饶公不但为后学们发表成果而奔忙，而且总要撰序或撰文加以评介和推荐。北大有一年轻学者荣新江教授与饶公的学术之缘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饶公不以学术权威的架子压人，所以在学术界受到人们真诚的爱戴和尊重。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宽容之心来扩大学术队伍。他四方奔走，在香港建立起海外第一个“敦煌研究中心”，希冀能以有限的财力邀请大陆、海外的敦煌研究专家在港静心研究，为此，他捐出了自己收藏的所有有关敦煌研究的书和资料。其中有些资料——譬如有一套英国人制作的缩微胶卷，在几十年前，除了日本人之外，饶公是拥有此一珍贵资料的唯一的亚洲学者。近年中，他又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正将甲骨文全部输入电脑，这一工程具有跨世纪的前瞻意义，也可谓功德无量之举。同时，他又与清华、中山大学和泰国崇圣大学合作创办一份学术年刊《华学》，为海内外学者提供新的研究阵地。一个浸淫中国文化如此之深的国学大师却有如此新潮的意念，足证他在同辈人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活力。
饶公当得起“人间国宝”的美誉。钱仲联先生曾说：“观堂、寒柳，我国近世学人通中西之邮以治学者也，余事为诗，亦非墙外。今选堂之学，固已奄有二家之长而更博，至于诗，则非二家之所能侔矣。”（《选堂诗词集》），评价之高，已认为在王国维之上。饶公今已八十有二，其学术心境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年轻进取的心态，看他这些年来不停地在各地奔跑，尤对各地出土之文物倍加珍视。他曾多次对我说，地下出土的文物会推翻许多前人已“铁定”的结论，但科学研究必须尊重史实，所以我总是很注意新出土的文物，而实地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会推翻自己的发见，也必须尊重历史的物证。钱仲联老之论，何止于诗学，窃以为饶公所尊奉的这种求实求是之学术精神，更是值得学界好好提倡的。
饶公对我的“私人授业”乃是我的学业之幸。顺便说说，后来我们又“吃倒”了一家小点心店，现在只有转移到一家咖啡厅里去饮咖啡了。香港没有值得人流连的咖啡座，但能听饶公讲经，则真正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醪矣。
一九九八年元月一至十二日写毕
陈耀南
香港半世忆群师
一 小学
群师。
最初真的是一群老师。一群年纪应当绝对不老、满有热情、集体意识昂扬的启蒙教育工作者。香港培侨中学小一下学期。他们的一切称呼、面孔，全都没有印象；印象终生镌刻不去的，只是“解放军”与“共产党”——他们每天津津乐道的六个字。潜移默化的两个词语，就如“圣母”、“耶稣”，如果六、七岁的我，那时念的是天主教小学。
那时是一九四七年初，跟随族兄每早爬上跑马地布律活道。后来改译为“乐活道”，中国味道稍稍回复一点。长长、斜斜。好大的球场。一次压伤了小腿的跷跷板。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开办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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