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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_罗孚【完结】(79)

  办这么一份专题性杂志,我担心的是一味专门,找来几篇书法论文一摆了事,连喜欢书法的读者都不受吸引。因此在起初的午茶中,我一再强调我的个人主张,要把杂志办得像一道酒席,开始时上什么小点,然后什么热荤,后来是大菜,甜品。他听了没作声,我担心在具体编定的时候仍会有争执,谁知却一直非常顺利。他一接受,就认真那样做,那样思考,有时还具体提出这一期怎么配搭。不过,我们每期都用不少时间讨论重点文章,重点碑帖。有争论,永远争论出好结果。

  《书谱》创刊后,后应还好,渐渐地还引起远近朋友的注意。美国、日本、韩国以至世界各地都有读者来订阅。那时《书谱》还是唯一的中国书法杂志,冷门,但却跑遍全世界去敲知音读者的门。

  每天他从长洲到湾仔来上班,我却不能每天都去。但大家合作上一直很好。

  黄丰洲先生在印尼的生意忽然受挫折,原定的支持计划不能继续。但《书谱》以及《书谱丛帖》的工作已经铺开,我见李兄的面容多了一点忧郁,料想他会有些压力。好在开支一直还是很节省的,销量也在发展,一切似乎可以这样不错地发展下去,一切似乎都只在开始,但,一个突然的变化发生在第三个年头,七七年的春天。

  那时,日本有个书法团体玄美书道会访港,书谱社邀请了几位本港书法家与他们举行雅集。访港团中有日本书法家宇野雪村、岸本太郎、奥平野牛、田村空谷、五村霁山等。能够有国际嘉宾到来,我们当然很高兴。雅集是用晚饭时间,我没有法子参加准备工作,只能在急急把报社工作做到一个段落之后,赶到北角世运酒楼楼头。一进门,就见到李秉仁兄在挥毫,神情很兴奋。我心想,他的劲儿又来了。他在那里写字,我赶紧招待宾客。我们作为主方,根本不够人手。

  忽然,曾荣光兄跑来告诉我:李兄有点昏眩,也许是劳累疲乏了,现在先叫碗面让他充充空腹。

  我仍忙着向许多陌生客人点头、招呼,完全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但接着情形看来不对,曾兄连忙叫了救护车,把李兄送进了不远的东华东院。我们留下的几个支撑着场面,情形非常狼狈。

  第二天去东华东院看他,他的床位在靠近骑楼的一角,看上去病况还算稳定。是心绞痛。

  这以后的几个月,他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在这之前,他很少谈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记得有一次他说,昨天回去,在长洲痛快游了一回泳,晚上一觉睡得真香,舒服极了。我还以为他能这样做运动锻炼,身体挺好。现在发了这一次病,休息一下,可以慢慢恢复的吧。谁知,九月的某一天,他忽然进了玛丽医院,从医院打电话到我家,像平时一样语焉不多,但再次地说:“你要珍重,你也要珍重。”这句话使我觉得有点不祥的预感。我想,这两天里该想法子抽出时间去看他。但很快,就得到他的噩讯了。

  梁披云先生悼诗:“艺文应不朽,年岁太堪伤。”

  《书谱》第十八期,七七年十月号,登了这样一段文字:

  李秉仁先生,福建厦门人,一九二四年出生,曾客居印尼多年。

  李先生自幼酷爱书法篆刻,一九七四年与友好集资在香港创办书谱社,出版《书谱》双月刊,刊印碑帖,一心发扬我国独特之书法篆刻艺术。

  李先生曾游出产寿山石福建寿山乡,探产石诸峰,久久不能忘怀。书谱创刊,作《寿山石随笔》,并以寿山石齐名。笔名史仲鹭。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香港玛丽医院。

  就这样,忽然,许多事情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书谱》仍然办下去(出了九十多期),但我们回到书谱社,觉得很不习惯,缺少了李兄,似乎缺少了许多东西。

  我们几个参与过《书谱》工作的朋友,常说:“如果没有李秉仁,就不会有这本《书谱》。”这话的意思,固然是说他实际上做了许多开创的工作,但更深一层的感受是:如果没有他那样的一想定了就做,做起来再说的冲劲,如果没有他那一副“李秉仁性格”,那么这一份书法杂志,也许只存在于一次两次的闲谈中而已。

  因此,每想起李秉仁兄,我又想:事情要做的,为什么不现在就做?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罗忼烈

  钱穆先生

  ——忆旧游之一

  承勋宗兄忽然打来长途电话,继之以传真,说正在替牛津大学出版社编一部《香港的人和事》。他知道有几位曾经“流寓”香港的老前辈如钱穆、廖恩焘、刘海粟、蒋彝诸先生,都和我有点交情,要我写一些有关他们的轶闻琐事,作为“谈助”。遗憾的是,我目前客居海外,关于他们的资料如书札字画照片都不在手边,无所凭借,事隔多年,记忆不免渐渐模糊了。甚至从前发表过关于他们的篇章,现在也记不起来。这里说的只是一点一滴不成片段的琐事。

  钱穆先生别字宾四(一八九五—一九九○),江苏无锡人。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史学家,著作等身,门人和私淑弟子遍中外,在香港住过二十年,创立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一个重要的组合,对于发扬中国文化和发展高等教育贡献极大,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认识钱先生是在一九四七年,同时还有唐君毅先生,也是香港人熟识的哲学家。那时候内战烽烟已经弥漫北国和江南,他们避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所以我们有机会相识。当年的国立大学是用“金圆券”发薪的,一天贬值几次,当教授虽然不会死,吃苦却是准定的。过不了多久,王淑陶先生(已故)开办华侨大学于广州河南凤凰冈,薪金是以港币计算的,待遇很好,我们又一起“去故而就新”了。校舍是一所红墙绿瓦古式建筑的渠渠大厦,远离市区,起居饮食不很方便,虽有宿舍,常住是够闷的。在这以前,我在市区租有一层小洋房,一人独居,钱先生从凤凰冈出来,有时也住在这里。一起喝龙井茶,下象棋,往往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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