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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和事_罗孚【完结】(80)

  喝茶下棋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共同嗜好: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白云山的蒲涧寺,观音山的五层楼,文德路的线装书、字画、古董商店,荔枝湾的画舫,财厅前的半瓯茶室……,都是好去处。甚至为了好奇而光顾“铁板神算”。后来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访罗时宪学兄,请他表演“圆光术”,谈论左道旁门的玩儿,津津有味。不少人只知道钱先生讲学著书严肃的一面,却不知道他的兴趣是多姿多彩的。钱先生亦工于书法,笔力刚劲浑厚,起笔尖锐,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笔不苟,他治学态度谨严,写字也如此。

  广州解放前,钱先生又避地香港。大约在五十年代初,与唐君毅、张丕介创办新亚书院,校舍曾经三迁,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后在农甫道。初期学生很少,因为语言隔阂,只有能听能讲普通话的学生才会就读,而香港却是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因此,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来帮忙。那时候我在培正中学教书,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我没有听过钱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亚书院探访他,他恰在上课,唐先生招呼我到会客厅闲谈等候。客厅和课室只是一墙之隔,听到那边语声琅琅,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唐先生说,他一讲就两小时,快下课了。不久他从课室走出来,拍拍长袍袖上的粉笔灰,两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原来他讲课是不用讲义的。这件偶然碰见的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亚书院搬到农甫道的年代,阵容已经相当壮大,学系增加了,学生人数激增,俨然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学院。当年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高等学府只有香港大学,门禁森严,不容易进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亚、崇基、联合、浸会等书院。新亚以文史科为主干,在钱先生的盛名号召之下,攻读文史的学生特别多,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新亚弟子,后来不少人也是我在罗富国师范学院和港大中文系时的学生,谈起钱先生,无不以及门为荣。

  香港中文大学于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筹备期间,钱先生不大愿意参加,因为一入“壳中”,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违发扬中国文化事业的初衷。但在这个现实社会,办学如果没有政府资助,是难以支持的。还有教授讲师们的待遇问题,一登龙门便“薪”价十倍,于是钱先生终于“俯顺群情”了。

  他在中文大学似乎不很愉快,新亚书院院长的任期也不长,跟高层人员相处也不融洽,也许由于西风还在压倒东风吧。他血压偏高,一动气就急遽上升,开会之后往往要马上看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几年就干脆退休了。他退休后,我们往来又多起来,不少学府秘辛、儒林外史都为谈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识的,虽然已归道山,不说也罢。

  他的寓所在沙田西林寺后面的山边,林木扶疏,幽禽时咔,加上一道长长的走廊,阑干上种了几十盆兰花,环境十分清雅。他定居台湾后还念念不忘,每次来港,总会到山下眺望一番。他原来打算在香港居留,写一部关于朱熹研究的书(书名好像是《朱子学案》,在台湾出版后曾寄给我,目前留在香港,记不清楚了),不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澜波及香港,把他吓跑了!次年便搬家到台湾去。

  在这里必须一提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她学识丰富,品性贤淑,对钱先生无微不至,而且集侍从、秘书、司机、庖厨工作于一身。如果没有她,真不知道钱先生怎样生活下去,特别是当他视力朦胧以后。

  钱夫人和内子也相当投契,每次互访,我和钱先生天南地北一谈便两三小时,她们就闲话家常去也,很少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因为钱先生的普通话“乡音无改”,内子一知半解。根本没资格做“旁听生”。某天下午,钱先生驱车(司机当然不是夫人)来访,晚饭后突然黑云密布,大雨滂沱,马路变了溪涧,回不得沙田山居,只好在我家里留宿。有这么一会儿,碰巧钱夫人和我走开了,客厅里剩下钱先生和内子谈话,钱先生说了什么内子全听不懂,没办法回应,只能唯唯诺诺作领会之状。日后回忆起来,还觉得非常滑稽、尴尬。

  钱先生爱抽香烟,烟瘾之大虽然不如唐君毅先生,却也不可或缺。他在中文大学当新亚书院院长时,美国某顶级学府(记不起是耶鲁大学还是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有人别出心裁,特地定购一批古巴巨型雪茄作贺礼,包装的透明胶纸都印有英文的“钱穆博士”字样,非常名贵。但钱先生惯抽气味清淡的“555”牌纸烟,受不了那种特别而浓郁的烟味,而且过后烟味“绕梁三日”,别人也不好受。因此钱夫人就拿来转赠给我了。

  话说钱先生“回归”时,台湾局势还很严峻: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高压统治,长期戒严,经济萧条,生活困苦。但与此同时的香港更糟:街上遍布“土制菠萝”,真假炸弹,海边时见从内地漂流过来的五花大绑浮尸,暴动之声不绝于耳,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相形之下还是台湾比较安定,所以钱先生伉俪终于决计“适彼乐土”了。新居是钱夫人的哥哥(名建筑师、台中横贯公路的规划者)设计的,地址在台北市郊的外双溪,距离中央图书馆不远,钱先生赴台前曾将建筑平面图给我看,并不是什么高楼大厦,只是一所比较宽敞的“寻常百姓家”,幸好空地多,尽可满足主人种树栽花的雅趣。钱夫人说:“台湾地皮和建筑价钱便宜,卖掉汇丰银行的股票大概可以勉强应付了。”结果呢,建筑费不用自己掏腰包(后来因此而被迫迁出,下文再谈),而香港正在“风雨如晦”,所以不等房子完工就提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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