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了苏联八五计划的辉煌业绩。但是，勃列日涅夫很快就又走上了个人集权的老路，
建立了忠实于自己的领导班子。他的个人集权使得苏联国家建设的路线完全按照他
的思路进行，而他又是一个不懂经济和科技、思想迟钝而保守的人。70年代苏联经
济停滞、思想沉闷、社会生活单调，一片浑浑噩噩的消沉景象，而这正是勃列日涅
夫个人政治特征的鲜明体现。此外，勃列日涅夫抛开集体领导实行个人集权还使得
苏联国家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中。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批评斯大林个
人集权时指出：“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如果他的公民的权力和生命的惟一保障主
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时，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同
样，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使苏联国家的命运系于他的个人品质，这无疑是对苏联
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巨大威胁。
再看勃列日涅夫的执政特征，正像前面所分析的，由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
倾向，在苏联的高层领导中，形成了帮派政治的不良倾向，这不仅严重败坏了苏联
政治的声誉，而且最终使苏联形成了“病夫治国”的不良特征。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精心构筑自己的权力体系，大肆提拔与自己亲近的人。著名
谋士布尔拉茨基分析说，他“往各级党组织、经济、科学、文化党部门的领导岗位
安排了许多这种风格的传播者和‘小勃’式的人物。他们都是些不慌不忙、没有棱
角的平庸之辈，不太关心事业，却精于挥霍浪费”。柯西金也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
权力上的强劲竞争对手，但因为他德高望重并具有超常的经济管理才华，勃列日涅
夫还要仰仗他的才华，同时也不敢公开解除他的职务，于是便采取架空的办法，将
他的5 个副手也都安排成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于是，到70年代初期
即形成了一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这些勃列日涅夫的亲戚、朋友、同事，
都是由勃列日涅夫一手提拔上来，对勃列日涅夫感恩戴德，同时他们的权力的维持
也有赖于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权力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无原则地支持勃列日涅夫
提出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当勃列日涅夫重病缠身甚至不能料理国事之时，他们
仍然精心维护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权力地位。
根据克里姆林宫医生恰佐夫博士的回忆，早在1968年8 月，在与捷共中央政治
局会晤时，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突然昏迷不醒，使得谈判不得不临
时中断。到了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由于疾病的后遗症，
他的思想和语言能力受到了破坏，他身边随时跟随着一个带器械的医疗小组，准备
在他出现意外时紧急抢救。他生命的最后6 年中有几次梗塞和中风，幸亏这个医疗
小组成员的医术高明，竟然几次将他从死亡状态中抢救过来。
但是，就是在这种身体状况下，勃列日涅夫仍然牢牢地把握着最高大权，这倒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而是因为他原来建立的帮派政治的结果，由此体
现了勃列日涅夫缔造的帮派集团对他的维护。据叶利钦回忆，到勃列日涅夫晚年，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后时期，已经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权力都掌握在
他周围的人手里”。到苏联来访问的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回忆说，在和客人一起走
入宴会大厅的短暂的路程上，勃列日涅夫专心致志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全部心思都
用在支配自己那不听话的双腿上，身边的客人说了些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见。可以
说，是勃列日涅夫缔造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
克帮”又导演了“病夫治国”的闹剧。
帮派政治对苏联政治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勃列日涅夫重关系而不重德才，
这种干部任命上的不正之风自上而下地传染到全国，使得苏联自上而下的党政干部
要想提拔主要靠关系，靠个人的忠诚，靠亲属的条件，而不靠业务和政治才能。这
种状况必然导致总体干部队伍质量的下降，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历史学家罗伊
·麦德维杰夫在他的著作《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中指出，苏联到处都是帮派集
团，“在社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到文学杂志的编辑部，
创作协会的领导层，处处都笼罩着小集团主义、官官相护、任人惟亲及黑手党的恐
怖气氛”。国家的状况使得普通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影响着他们
的工作积极性；高层领导的裙带之风更使普通群众愤愤不平，他们看在眼里，气愤
在心里，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在他们心目中完全是一帮小丑的形象；帮派政治也为
西方国家抨击苏联政治提供了口实，他们在西方大肆宣扬苏联政治中的弊端，低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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