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封建制度的建立，便有封建意识形态的认同。农奴制的发展不仅需要专制
制度政治上的保障，而且还需要封建思想在理论上的认同。19世纪的贵族历史学家
波将金主张：俄国历史进程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自由未必适合于俄罗斯民族，“好
的农奴主会比农民自己能更好维护农民利益。”在前面我们提到，到19世纪30年代
贵族思想家、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了官方国民性原则，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
民族性”是俄罗斯的国民性原则，他宣称：“专制制度与农奴制是两种平行的势力，
二者必须同时发展。”因此，“不发生普遍震荡，即不能触动农奴制度。”贵族思
想家的主张为农奴制的发展在理论上赋予合理性，以知识教化的形式侵蚀了一代代
俄罗斯人。尽管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大潮，但俄国的农奴制仍顽固
地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到19世纪60年代才废除，并且在农奴制改革后，农奴制
的阴魂仍浓聚不散，长期地阻碍着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
四、历史重负下的俄国农民群体
农民和地主作为前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群体，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该群
体的经济活动是我们的考察对象。在农奴制统治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异化，导致农
民劳动态度的扭曲、劳动目的的相悖、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原
始社会里，俄罗斯农民受益于村社和土地，村社是互助和谐的集体，土地是养育农
民的母亲。然而当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取代了田园诗般的原始社会后，农民对劳动、
对土地态度发生了巨变。自由农民变成了农奴主的依附品，原来曾经给给农民幸福
和希望的土地变成了禁锢他们的牢笼，一年的辛勤劳作之所得几乎全部交予农奴主。
于是农民发现原来自身所固有的素质和力量已变成与自己对立并支配自己的异己力
量，农民“只是物，是耕地的工具”，农民经济行为出现了异化。在人身不自由、
精神受压抑、生活乏饱暖、未来无希望的情况下，农民厌恶劳动，因为劳动不再是
幸福的源泉；农民憎恨土地，因为土地是地主的财产。农民的劳动态度变得消极被
动，对生产和收成漠不关心。18至19世纪的地主申诉书中经常有这样的抱怨，称农
民的劳动是“懒散、迟钝和毫无兴趣的”，“农民荒废领地、践踏庄稼、毒死牲畜，
想方设法破坏主人的田产。”
俄国的农业收获量与种子比例经常是3 ．5 ：1 ，单位面积产量十几年甚至上
百年也无明显增长。几百年来广大俄罗斯农民就处于这种悲惨的境地，在这种矛盾
心理背景下被迫从事经济活动。
价值观念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核，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取向，并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俄国封建的农民群体（包括从事农业经营的地主）对
经济事务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估是在其直观封闭型思维方式下进行的。
该群体经济价值观念特点之一是其财产观念的狭隘性。仅从消费和自然的角度
看待财富，把财产和金钱当做养家糊口的必要的生产资料，认为利用它发财致富是
不道德的。即“财富没有独立价值，也不是他们的生活目的，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世
界观，只有贫穷才能保证阴间得救”。另外，农民群体总是认为，资本不如土地稳
定，虽然它对人相当诱惑力，但比土地更易失掉。大多数地主也把巧取豪夺来的金
钱仅仅看成是生活资料，忙于用其进行淫逸享乐，疏于用其进行扩大再生产，更绝
少将金钱投入流通领域开矿办厂。
特点之二即农民群体观念的封闭保守性。农民长期厮守于土地和村社，村民的
生活完全是建立在世代沿袭的民族传统基础之上，封闭守旧的生产方式更促成了安
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他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习惯于把旧的体制、旧的模式、
旧的章法、旧的生活方式和先人圣典作为标准，对于新生事物总是持怀疑态度。
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问题时曾论述：“农民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范围，
他们不需要同其它各地区的手工业者接触，他们害怕竞争就像怕火一样，他们这种
因循守旧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惊扰的。”
特点之三即是俄国农民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村社是一个典型的宗
法组织，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是维持村社内部秩序的公认原则，也是村社成员共同
遵守的良好美德。尽管后来阶级压迫取代了平等互助，私有制取代了原始公有制，
然而村社精神和原则却保存下来。恩格斯曾认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村
社保留至今的欧洲惟一国家”。俄国农民大多数人仍把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奉为神
明，把这种思想升华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最终在政治上，专制主义取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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