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现实主义风格是纯正俄罗斯思想。”他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善于走极端的。
俄国另外一个著名的白银时代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斯徒卢威认为俄国知识
分子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无忍耐性，“要么全部，要么一点没有”。这是当时俄国
知识分子风行一时的极端主义口号，也就是说，俄国知识分子看待事物、分析问题
的角度常常是极端主义的，制订方案和采取行动时也常常是极端主义的。这是俄国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群体特征。
第三个群体特征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怀有强烈的自省和自责意识。因为俄国
知识分子素以天下大事为己任，怀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视拯救俄罗斯、拯救世界
为自己的天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活生生的人，一方面他们对历史积淀
深厚的俄罗斯传统势力的阻碍，面对强大得几乎不可战胜的专制制度统治和农奴制
经济的统治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俄罗斯人，他们也为心灵深处
那么一种他们视为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东西并被它所左右而困惑不安。他们还必须
突破来自于自已头脑中各种名利思想的束缚，突破自己身上因袭着的俄罗斯文化传
统的痕迹。他们一方面为俄国的严重落后和下层人民的困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
为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自责。于是，一个命题出现了：俄国历史发展缓慢，俄国专
制制度黑暗，俄国农奴制度残暴，这是谁的错？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起到很好的作
用？在“谁之错”这个疑问之后，他们马上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怎么办？”大家
知道，俄国19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说，名字就叫《
怎么办？》。可以说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永远难以解开的世纪难题。因此，每当他们
面对重重阻碍时，理想常常成为幻想，抱负常常变为苍白。于是，在俄国知识分子
群体中间常见的一种情绪就是一味的自责。就像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
加科夫所说的：“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
这一种‘社会的仔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别尔
嘉耶夫也认为：“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
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截然不同的，它
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
罗斯的命题，西方很难理解。”在一味的自省自责之后，俄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有几
种归宿：一种归宿就是通过自我反省，而改正自己以前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主张，变
空洞的学术争论和理论说教为实际的行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中的维拉等即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通过反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人民中间去。
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经过深沉的思考，觉得自己无力回天，于是只能是一味的
自责。甚至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不仅是自责，而且是自虐，精神自虐，陷入这样
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感觉自己太渺小，无力抗争险恶的现实，从而在思想上沦为颓
废，继而宣布“与现实和解”，与沙皇政权和解。因此，我们翻开19世纪俄国这些
著名的小说，如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系列“多余的人”、“奥勃
罗莫夫性格”、“忏悔的贵族”的形象，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当然，也有像赫尔岑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经过反省之后，他们寻找到了真
正的道路，就是俄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赫尔岑在强烈抨击了俄国的专制制度
和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后，把希望寄托于俄国传统文化和俄国村社之上。但是赫尔岑、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被称为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
先驱，他们认为俄国农奴制度是黑暗的，专制制度是反动的，是应该推翻的，同时
他们也认为，特别是在俄国的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更是罪恶的。因此，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应该跨越资本主义的所谓“卡夫丁峡谷”，
俄国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规划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把
目光放到农民身上。赫尔岑强调说：“在俄国农民的小木屋中，我们发现了建立在
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的机构。”在他们看
来，俄国的农奴是“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在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
夫斯基的影响之下，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派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
先驱，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这些知识分子首先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同时认
为农民也是人民的精华。这些知识分子相当多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他们怀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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