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们却沿着一条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属于
这样的民族，它似乎没有被组合进入类，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一个严正
的教训。”如何使俄国历史发展摆脱这样的窘迫，如何使俄国赶上并超过西欧的发
展速度，如何唤醒俄罗斯民族已经麻木的心灵，如何使俄罗斯人民摆脱经济上贫困、
政治上无权的悲惨境地，是俄国知识分子为之忧患、为之思考并为之不懈努力的最
重要问题。
三、当路标迷失之后
进入20世纪之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步伐加大了，这与20世纪初连续爆发
的三次革命是密切相关的。即1905年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俄国知识分子热情参加了这三次革命，特别热情地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1905年革
命失败后，心灵上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是这场
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尽管在运动中每个团体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
手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愿望，期待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能够走上正
常的轨道。据统计，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学生自杀数目迅速增加。1906年有71起，
1907年有160 起，1908年（沙皇制度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有237 起。在政治理
想的破灭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下列的归宿：一部分知识分子又习惯性地回
到了沙皇政府的怀抱；列宁代表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开
始为下一次革命寻找时机。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著名宗教哲
学家布尔加科夫感叹：“俄国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未带来众所祈望的结果。
大多数人认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纷
争和失败而导致衰微的俄国社会，如今已变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涣散。”这时在知
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那个命题——“谁之错”。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是历史
的罪人，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白银时代
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曾说过一句形象的话：“我们走到了康庄大道
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
了。在悬崖的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他宣
布要向上帝求救，到圣经和教义书中为自己为俄国的解脱寻找真理和出路。
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认真地思考，俄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1905年革命中犯
了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别
尔嘉耶夫、弗兰科、伊兹高耶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徒卢威、文学评论家格尔
申宗、法学家基斯将科夫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夫聚集在一起探讨，决定以学术探讨
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1909年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这在当时被视为
“石破天惊”的事件，因为1909年革命被镇压之后，是俄国思想文化界最沉闷的时
候，而《路标》文集犹如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水面，泛起了层层巨浪。在文集中，
7 位作者可以说彻底地把俄国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遮羞布给撕下来了，对他们进行
深入研究，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种种罪行来警示世人。这个小册子有中文版。序言中
这样写道：“我们不评判过去，尽管我们清楚它的历史不可回避。但是我们指出，
到现代为止社会走过的道路，已陷入没有出口的绝境。我们的警告不是新的东西：
它正是从恰达耶夫到索洛维约夫到托尔斯泰等我们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孜孜不倦地坚
信着的东西。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话。因此，我们想现在以巨大的震动唤
起知识分子，让他们听到我们微弱的声音。”“路标派”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
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警告，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麻木的神经，重新思考自己
的现时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完全令知识分子各阶层难以
接受的、近乎于彻底否定俄国知识分子作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文集中，作者们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罪恶。他们首先认为俄国知识分子
劣根性和最大缺点表现为无忍耐性，好大喜功，好走极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
家缺乏责任感。布尔加科夫说：“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离，
他们面临严酷的历史环境，他们严肃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
英雄主义的心理。知识分子经常（尤其是在特定情形下）歇斯底里般地陷入英雄主
义狂欢的状态。”“知识分子阶层将疯狂的仇恨。致命的直线结论和过程，带进了
与俄国历史的国家体制和‘资产者’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斗争中；但同时他们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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