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董事长，是集团公司最高的决策人，必须对这些连续不断的建议，及时作出正确的决定。
然而，当时我的心情不同于过去，免不了有些不安。当时议论最多的大规模新兴产业，如有关宇航产业、新型材料、遗传工程等，不管哪一项都要几千亿韩元甚至几兆韩元的投资，如果投资失败，其损失将殃及整个企业的存亡。
这些尖端产业根本不同于我们已经有多年经验、经营起来比较有信心的化学、电气、电子等领域，到时候我们能否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确实没有把握。
尤其1987年开始，我担任了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第十八届经济运行的经济人之一，可以以客观的眼光观察自己的企业，也有较多的机会同国内外经济界人士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觉察到韩国经济正向着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向走去。
“开放”的呼声，已不是遥远的事，它已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并使我们感觉到它的压力。如果敞开国内市场的大门，外国先进产品将潮水般冲击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企业能不能经得住激烈的竞争生存下来呢？老实说我们还没有十分的把握。
于是，我反复考虑在市场开放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投入巨大资金开发新的产业？如果必要，那么选择什么领域比较合适呢？
凡是事业都有失败和成功两种可能性。投资规模愈大，反差系数愈大。所以，如果能保证目前的景气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就有了投资的余力，可以对新开发产业，从战略意义上给予肯定的考虑。
所以，起初我考虑问题的重点放在现在的景气还能持续多久这一点上，而且，没有多长时间就得出了结论。我经多年的经验判断感觉到，这种景气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
经济学家们所说的10年一期或者几年一期之类关于景气周期的理论，倒可以不理它。然而，回顾一下10年的足迹，可以看得出景气持续的时间也不过是三到四年。每当景气退潮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由减产带来的紧缩投资，或者由于偏重于短期情况投资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情况。
不过，对于干事业的人来讲，善于抓住机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否不失时机地付诸实施。所以，好些人都争相上马新产业的情况下，如果只因为景气前景不透明，就断然放弃也不是十分明智的举动。
于是我决定把这个问题同开放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寻求正确的答案。最后得出结论：它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可能性就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1989年2月，全经联会长的二年任期已满，新的一届又强烈要求我连任。但我断然谢绝了他们的要求。因为当初我曾表示过，我只任一届起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下届让年富力强的企业家担任；再说现在是专心致志地经营企业的时候了。
变化着的世界
如今我们还在说开放是一种压力。然而，就在当时来说，由于我们的经济已经从赤字经济中摆脱出来，有些人主张立即还清外债，作名副其实的债权国；有些人则主张，现在的借款都是低息的，利用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干脆不还，投资新项目大干一场。
另一方面，新闻媒介却报道先进国家对我们的开放压力，是由于我们不必要地夸大我们的经济力，对此感到忧虑的一些先进国家妒忌我们经济发展所成造的一时的现象。但是，想来想去都觉得开放不仅仅是单纯的压力。
世界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向着两大方向改组的阶段。其一是，世界上正逐步形成以经济利害关系结成的欧共体、北美、亚洲等经济联盟。与此同时，所有国家和所有企业要求在世界市场上进行平等竞争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个主张，后来通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形成了更大的影响力。目前猛烈地冲击着我国经济的开放潮流也不外是这种世界经济潮流的体现。
其二是世界经济从生产分工制转向技术分工体制。工资水平，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企业确保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随着转向技术分工体制，它的重要性愈来愈不如以前了。
过去我们认为，一旦国内的工资水平提高了，必须把生产设备转移到东南亚等低工资地区。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日本也一样，这样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具体分析起来，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过去那种从低工资中取得成果的比重愈来愈小了。
产业的核心第二产业，即制造业的竞争力，过去决定于能否大量生产供应低价产品，然而如今在顾客的需求愈来愈多的情况下，其竞争力决定能否把产品的供应同技术、市场、流通、服务等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当然，这时的技术必须是有效地反应顾客需求的技术，而不是供应者自作主张的技术。
这种变化意味着竞争形式从价格竞争时代转化为价值竞争时代，竞争原理起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总之，有许多过去被称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已转向“第三产业”了。
那么，制造业占整个集团公司销售额80%的乐喜金星，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当务之急不是“新上马高新技术产业”的问题，而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案，才能进一步发展已有的制造业，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制造业是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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