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船工问醉眼：“老大，我们怎么办？”
醉眼说：“该死脸朝天，不死留到过年！”
船工又问：“这趟水？”
醉眼望着奔向岸边岩缝中藏身的货主说：“走！接了人的钱，承了卢作孚的诺，不能让他先生回头说我楚帮不讲规矩！”他单手提了酒坛子，腾出一只手，将舵把子一扳，船工将船撑出。
“一村复一村，青山罩白云。遥遥道路远，儿哭母不闻。天光如水水如天，荒江寂寞秋风遍。儿饥儿冷无人知，儿生儿死何由见。儿生或有人悲悯，儿死勿怨母心忍。”民族轮船舷边，那长衫男子独立，飞驶而过的岸边一处处荒村，依旧咏叹着。
“儿啊，娘带上你，儿娘都是个死。娘留下，守着你，儿娘也还是个死！横竖一个死，就死你一个吧，我的儿。娘活下一口气，回到大后方，再嫁个中国汉子，多生儿子，多杀鬼子，终能盼到报仇雪恨的日子。”身后，倒卧血中的母亲喃喃地似与新生婴儿对话，又似向在众人表白心迹。
“母亲瘦如柴，母亲血已尽。故乡焚烧不能归，逃亡满地烽烟紫。弃儿常已矣，痛心何日止。轮回如有再来时，愿儿勿生干戈里。”舷边长衫男子情绪难平，一路咏叹。今日乘民生公司轮船入川途中所见所咏，令他在抗战文学史中有一席之地。他叫陶博吾，江西彭泽县人，诗词书画艺术家，教师职业。1938年5月，家乡彭泽马当要塞被日军攻陷，他加入难民潮。同船逃难的一位九江妇女生产一子，弃荒滩。陶博吾含泪之叹，后来被命名为《弃儿行》，几十年后还被视为从心理真实角度全息认知这场大撤退的宝贵资料。
故乡且付云梦间 不扫妖氛誓不还
偶与同舟作豪语 全家来看蜀中山
与陶博吾同年由宜昌撤退的能诗的人非止一二。1938年，叶圣陶乘民生公司轮船过宜上行，望见重庆朝天门，口占此诗。
徐悲鸿乘民权轮自宜昌撤退，过三峡触景生情，到重庆后，完成名作《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画上题诗：忍看巴人惯担挑 汲登百丈路迢迢
盘中粒粒皆辛苦 辛苦还添血汗熬
吴作人得徐悲鸿鼎力支持，率中央大学艺术系“战地写生团”到宜昌抗战前线阵地写生。
1938年，张善子在宜完成名作《怒吼吧！中国》。画面上虎啸，有如运载过画家的木船上船工吼唱的川江号子。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上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必胜。必要时，大老俄还可以从日本鬼子背后踢它一脚！”张伯苓在宜演讲。
“抗战救亡，救亡图存。持久抗战，抗战必胜。”马寅初在宜演讲。
新创建的新华社由宜昌乘民字轮撤退重庆，途中牺牲十余人。
南京沦陷，沙汀由下关码头乘船，到宜后，转船入川。隔年，1939年，沙汀将此事写入长篇小说。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去后方。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看江山无羌，谁识我一飘一笠走他乡？”多年后，国学大师南怀瑾以当年撤退大后方为主题，写下这首歌词。
“抗战中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13岁，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分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在加快中，我又回到那儿，又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了。我仿佛又闻着了那地方特有的古怪气味，火药、霉气、血腥、太阳、干草混合的气味……”1960年，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发表成名作《失去的金铃子》如是说。她生于1925年，13岁时，正是1938年。
“木船在峡里向上水走，一边是白盐山，一边是赤岬山。两边的山往天上冲，好像要在天上会合了，只留下一条很窄的青天带子。太阳在中午晃下下就不见了……江水从天上倒流下来，船工在水坡往上爬，爬上水坡，前面又堵住了一座大山，好像没有路了，左一转，右一转，又能转到大江上了……一排纤夫拖着我们的木船上滩了。他们有时在山岩上走，有时在岸边水里走，纤绳从背后搭在肩上，肩上垫着布，两手拖着胸前的纤绳，身子越弯越低，一面走一面嗨唷嗨唷地唱着，和船夫哎嗬哎嗬一起一落……”在另一次写作中，聂华苓回忆的还是1938年的这场撤退，白盐、赤岬正是构成夔门的两座大山。看来聂华苓的从三斗坪入川的撤退，坐的是某一船帮的木船。
老舍、郭沫若、陶行知、晏阳初、胡风、吴祖光、冯英子、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黄炎培、梁实秋……如果要统计抗战时中国文化知识界有多少位名人与宜昌大撤退结下生死之缘，不如统计各界名人中还有多少位未与这场大撤退结缘。
战争开始后，命运不只是把全中国的兵业、轻重工业、航空工业都交付在宜昌，同时还把几乎全中国的文化界知识界、全中国的文学、艺术、教育、学术、新闻、法律界……都交付在宜昌。
“战事开始后的长江，就像一只粗大无比的注射针管，抽满液体，活塞头被一只强大无比的手推进着，那液体是中国赖以维系生命的血液，其中有多少，会截获在针管内，又有多少，得以顺着针管另一端的针头，流泻出去？”升旗太郎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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