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这段故事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史记》的历史世界是如何编撰的。对于嫪毐之乱这一段历史，司马迁掌握的资料并不多，除了秦国史书上的一些简略记载外，余下的就是一些战国故事了。对类似于《说苑》所载的战国故事，司马迁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作了鉴别和选取。他将故事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比如秦王一连杀了二十七人，茅焦是第二十八个，最吸引听众的部分，比如茅焦强硬地应对秦王，秦王又是如何戏剧性地走下殿来等等，都做了删节，只保留了茅焦说秦王的话中，关于迁徙母亲会引起各国背离，也就是会引发外交问题的部分。司马迁的这种取舍和解读是否恰当呢？
今天，我们可以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做一个合理的鉴定：一、司马迁敏锐地注意到嫪毐之乱这件秦国政权中枢的内乱，是有国际背景的，因而，他选取了故事中对于帝太后的处置不当，会引起相关的外交问题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引起外交问题呢？司马迁没有深入讲，从我们今天的研究结果来看，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
二、茅焦是齐国人，自称[齐客]。他是有齐国背景的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秦国的首都，能够直接请求谒见秦王，可见他不会是一般的人。合理的解释是，他应当是从齐国来到秦国的使者，他以外国使者的身分面见秦王，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为秦王分析驱逐帝太后出京对秦国外交的影响。有了这个认识，茅焦的话就便于理解了。
三、我们知道，嫪毐之乱，前前后后涉及三个外戚集团之间的兴亡，以夏太后为首的韩系外戚，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他们都与各自的出生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嫪毐之乱结束后，韩系外戚失势，赵系外戚也瓦解了，只剩下楚系一家。这种楚系外戚一家独大的局面，不但会引起韩、赵，也会引起齐国的不安。这种内外交错的利害关系，应当就是茅焦所说的[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的背景。
四、故事的最后，有帝太后感谢茅焦的话：[将扭曲扳直，从败乱中复生，安定秦国的社稷]。这句话，是说嬴政迎回母亲，是将被扭曲的事情矫正过来了，将败乱的事情恢复过来了，秦国的政权由此而安定下来。这句话，是针对该事件对秦国内政的影响而言的。非常遗憾，司马迁没有采用这句话。这就是司马迁的疏漏了，他未能理解这件事情对于秦王嬴政安定秦国内政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
嫪毐之乱结束后，楚系外戚一家独大，这不符合秦王嬴政的利益。嬴政是帝太后的儿子，他从赵国来到秦国，以母家而言，他与赵系外戚最亲。养祖母华阳太后权高位重，楚系外戚势力强大，对他来说，应是如芒在背的事情。母亲与祖母不和，赵系外戚与楚系外戚争权，嬴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如今楚系已经一家独大，再对母亲严厉处罚，不单是处置亲族关系不当，更可谓是犯了政治上的忌讳，过于依附一方，将会失去独立自主。正是基于这种忧虑，嬴政在茅焦的开导下，终于克制了感情上的冲动，冷静下来，采取了合于理性的政治行动，迎回母亲帝太后，平衡了与养祖母华阳太后的关系，对过于强大的楚系外戚作了一定的牵制。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嬴政对被流放到四川的嫪毐的家臣们，不久也做了宽大的处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十一年九月，[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对他们作了租税徭役的减免。
嫪毐之乱的真相，因为史书的失载和世人的误解而成千古之谜，秦始皇的人生，也由此而更加扑朔迷离。扑朔迷离的事情之一，就是受命主持镇压嫪毐之乱的三位大臣的命运。
嫪毐之乱爆发时，接受秦王嬴政的命令处理平叛事宜的有三位大臣，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吕不韦受到事件的牵连，被免相贬斥出京，后来自杀身亡。吕不韦的这种结局，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与帝太后有暧昧关系，又是送嫪毐进宫的策划人。
不过，嫪毐之乱平定以后，有一件事情却是不好理解，这就是与吕不韦一道接受王命主持平叛的另外两名大臣昌平君和昌文君，在事后却几乎从历史上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事后的相关记载。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嫪毐之乱的真相和实质，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与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之间的斗争，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华阳太后的亲信，按照常理常情考虑，在叛乱平息、楚系外戚胜利以后，他们都是应当受到褒奖和升迁的人物，应当在事后的秦国政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史书中有更多的记载。奇怪的是，与常情常理相反，他们却从史书的记载中消失了，这不能不说又是一桩历史之谜了。
【第三案】寻找秦始皇的表叔
公元前二三八年，秦王政九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这一年，秦楚两国政局都发生大动荡：前者有嫪毒之乱，后者考烈王去世，其大臣被杀。此时，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出现了：一位神秘的楚国王子，在秦国为秦王浴血奋战。两千年来，没有人知道这位王子的名字。他，是谁？他为什么留在秦国？他跟秦始皇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谁接替吕不韦做丞相？
1、神秘的昌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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