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舟吩咐老大调转船头：“知寅，那帮八旗爷我们惹不起，还是先回广州。”
严济舟所说的八旗爷是指镶黄旗水勇。
镶黄旗佐领入驻黄埔才一年，成为黄埔谁都不敢惹的角色。
开海贸易之初，最先繁荣的是沿海和南洋贸易，西洋商船鲜有光顾。正因为洋船来得少，口岸管理没有制度化，连法定的洋船碇泊港都没有。由于澳门一直未中断海洋贸易，洋船多在澳门碇泊，粤海关监督还得跑到澳门去“接贡”。然而澳门的市场太小，大部分贸易又必须在广州进行，无论官员官商均感十分不便。从康熙二十八年起，洋船逐步改为虎门验船、黄埔收泊。初时的黄埔，既没有常设的征税机构和管理夷务的衙门，也没有驻军。每当久违的洋船出现，黄埔才有官员官商光顾，在狮子洋巡逻的大清水勇才会调转船头到黄埔转几圈。
朝廷和地方对夷人的管制较松，广州成为西洋人的天堂。有身份的西洋人入住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夷馆，享受着与本国相差无几的上流生活；水手等下人留在黄埔，却可以自由活动。他们酗酒、找女人、品尝中国风味小吃，还能堂而皇之地扛着枪四处游逛打鸟打野兔。黄埔村民不讨厌番鬼，番鬼热情豪爽，买东西不懂讲价，嫖女人出手大方。当然，黄埔本地的女子绝不会做这种皮肉生意，广州稍有姿色的妓女对番鬼亦不屑一顾，认为番鬼愚昧不化、奇丑无比，做番鬼的生意既掉身份，更掉身价。做番鬼生意的不是年老色衰的娼妓，就是相貌丑陋不入流的疍妹。康熙四十六年，广州缙绅甄自鸣上巡抚衙门告状，声称红毛夷在广州淫乱，是对大清天威的严重挑衅，堂堂天朝民女岂能侍奉红毛獠狄？
“红毛”在当时的广东是个十分混乱的概念。由于荷兰人最早来广东，“红毛夷”、“红毛番”、“红毛鬼”成为荷兰人的代名词。其实，荷兰人的毛发大都为金黄，称呼虽不准确，却无人去更正。由于“红毛”一词的知名度太高，后来的西洋诸国人，统统被广东人称为红毛。只有十三行商人和粤海关吏胥，才将荷兰指称为红毛国，将荷兰人指称为红毛夷。
甄自鸣的条陈并没有从风化的角度去评判，他站在天朝上国的高度鸿谈阔论。巡抚范时崇不敢怠慢，派员调查后，下了一道抚告：“查有勾结红毛辱我天朝之淫女，一律流徙琼崖烟瘴地与土民头人为婢。”不久，范时崇抓到十二个置若罔闻的淫女，发配琼崖。琼崖是广州人眼里的天涯荒岛，土民因其不开化而深受汉民鄙视。这一手果然厉害，紫艇疍船在官府眼里销声匿迹，即使活动，也做得十分隐蔽。
由于中国的低税制和广东方面的善待，来广州贸易的西洋商船与年俱增。广州成为四大通商口岸的龙头，在制度建设上也跑到四大口岸前面。比如外商进入广州时人和行李必须受到严格检查；规定何种夷人有资格入住广州夷馆；禁止外商同中国商人自由贸易等。黄埔建起了永久性的海关税馆及夷务所等衙门建筑，但仍没有常驻军队。每逢朝贡季节，广东抚标或广州协副将便会派出小股官兵，在黄埔日夜巡逻，主要职守是防海盗蠡贼。洋船回棹，小股官兵便撤离。
雍正二年，雍正帝谕令两广总督孔毓珣调查耶稣会士在内地传教，以及洋船上的西洋人和中国居民混杂的情况。孔毓珣派员调查，发现黄埔居民不守华夷之辨，与西夷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孔毓珣为了消除朝廷的担忧，发布宪令规定洋船上的水手下人，一律留在船上，不得下船。另外加派军队镇守，以防本地人接近洋船。这一来，官兵镇守黄埔的性质变了，由防盗防贼，变为洋华隔离。如果得到严格执行，西洋水手来黄埔几乎变成了囚犯。
第二年，孔总督再上奏折，奏请派遣一支军队长驻黄埔。雍正帝钦准后，孔毓珣在离黄埔港三里地的高处画了圈，大兴土木兴建营盘。最早入驻的是驻守番禺的绿营汛。一汛相当于现代一个连的建制，约数十或百余名士兵，长官为正六品武衔的千总。每年朝贡期结束，汛兵不再撤离黄埔，改做日常操练。
西历一七四零年（乾隆五年），荷兰殖民当局统治下的爪洼红溪有一万多华侨惨遭杀害。“红溪惨案”的消息于翌年传到东南沿海，地方官员当然不会同情背离祖国的唐人（华侨），他们甚至幸灾乐祸，认为这些“叛国逆子”罪有应得。地方官考虑的是海防的安全，署闽浙总督策楞等给乾隆上了一道密折：“恐番性贪残，并有扰及商船，请禁南洋贸易。”奏请停止与红毛国通商的还有两江总督德沛等地方大员。后来，在两广总督庆复与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的力谏下，乾隆才没有下旨“禁南洋”。从这件事上可以得知，策楞的防夷之弦绷得很紧。
乾隆八年，策楞调任广州将军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带邬贵、阿努赤等随员到黄埔微服暗察，发现夷艄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有户人家盖房，竟有八个身强力壮的夷艄帮忙抬千余斤重的门柱石料。榕树下摆有一只酒缸，夷艄抬完石料，站榕树下大碗喝酒，眉飞色舞跟一个大屁股大奶子的当地女人说笑，女人大概能听懂几句夷语，嗔骂道：“天不休狗不叼的红毛，撒泡尿照照自己的丑八怪模样，咯咯咯……做梦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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