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是马背上的民族，旗人盘马弯弓夺天下，却奈何不得盘踞在台湾的郑成功家族。清廷平台历经三十四年，死伤将士糜费国帑无数。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康熙帝恩准开海贸易，仍对出海商人及船员严格限制，出海须族人保结，在地方衙门领取印票执照。郑氏家族是海商世家，凭藉坚船利炮同朝廷抗衡数十年，为防患于未然，清廷对船只的大小也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民人只能建造并驾驶单桅船，禁止携带枪炮等武器出洋。
单桅小船如何经得起大海惊涛，如何抵御拥有火炮的海盗？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高抬贵手恩准五百石（约折四十四吨）双桅商船出海，仍对梁头尺寸、携带食米、船员人数等严格限制。雍正年间，鉴于海盗猖獗，雍正帝恩准每船可携土炮二门，火药不超过三十斤。由于严厉的官员问责制，官员害怕土炮火药以资贼船，上谕无法得到执行。乾隆十一年，福建引发福安教案，次年，朝廷规定：“福建省牯仔头，桅高篷大，利于走风，未便任其置造，以致偷漏，永行禁止，以重海防。”
福建的造船业遭受重创，致使广东的造船业步入繁荣，潮州、广州、雷州船坞云集，瞒天过海打造违禁船只。新船下水，必须经地方衙门验收注册。五百石载重量船只的极限尺寸，梁头不得高于一丈八。梁头高度须站在梁头朝下测至水面的距离，量尺是否垂直，水面波浪如何扣除，船只是否完全空舱，则大有名堂。倘若买通验船官，超标船只照样可通过验收。因此，广东的新船通常都能载重六七百石货物。
不过，广东的新船与暹罗的新船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暹罗与加尔各答是亚洲两大造船中心，加尔各答造西洋船，暹罗造唐船。暹罗的造船工匠全部来自闽粤，使用当地价廉质优的木材，最大的船可达五千石。以家族为集团的唐商垄断了南洋各商埠的贸易，唐商分为两种，一种是落地南洋数代的华侨，有的仅仅是跑南洋贸易的闽粤海商。
闽粤两省执行朝廷的船政，向来广东松于福建。雍正初年，新帝继续执行康熙帝饬令的“禁南洋”。福建督抚上折子向雍正帝诉苦，我们严格执行了上谕，把违式船只全部销毁，然而广东仍有违式船只，仍有可能贩米去南洋接济贼船。其实，贩米去南洋接济贼船是一个虚假情报，先帝康熙偏听偏信，妄加猜测，以为南洋真的盘踞大批反清复明的汉人。
南洋盛产大米，即使反清贼船麇集，也不需要购买昂贵的中国大米。两广总督孔毓珣不敢奏明他调查的实情，万一南洋的汉人起事，谁担当得起？孔毓珣在奏折中恳请皇上恩准现有的违式船只免销毁，保证以后严禁打造违式船只。雍正帝朱批：“廷议渔船（含商船）仍照旧式，甚是。总之，海禁宁严勿宽，余无善策。尔等地方大吏不可因目前利便而贻他日之害。”
孔毓珣只好下令销毁违式船只。进入乾隆朝，广东的违式船只又开始泛滥。年初，广东琼崖道郭松年擢任福建按察使。琼州与雷州隔海相望，郭松年对雷州阳奉阴违打造违式海船了如指掌，到福建赴任后决定捅漏子，上折子禀明实情。乾隆大怒，斥责李侍尧：“隐情纵奸，若广东督抚严禁，奸民何以胆敢打造驭乘违式船？姑息养奸，实助南洋贼民起事反清！”
素以胆大泼辣著称的李侍尧七魂吓去八魄，助贼反清，这顶帽子谁担待得起。李侍尧做事向来果断神速，他没有会知广州将军、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更没同外洋行、福潮行、本港行的行首通气。督标直辖左、右、中、前、后五个营，五个营全部驻扎广州。李侍尧亲点五个营官，营官再抽调千总、把总，及骑兵若干，分赴除广州、澳门之外的粤海关五大总口。
动身前，李侍尧召集五个营官面授机宜：一、在当地绿营的协助下锁扣明显违禁的船只，其余违式疑船交海关总口处置；二、捣毁打造违式船只的船坞，拘捕不法坊主，交当地知府衙门判决，酌情判杖责、罚款、枷号、流徙琼崖等罪；三、违式船只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公开销毁，大造声势，以示严明大清船政的决心。李侍尧这三条并非无懈可击，违式疑船交海关总口处置，不难想象总口将会如何处置：销毁违式船只，势必重创这些口岸的沿海贸易，海关总口完不成税收，只能在罚款上想办法。交了罚款，便会将违式船只暗中放行。李侍尧不想逼得海关和海商都没退路，死扣船政律条，不利于广东的外洋贸易。
广州是李侍尧查禁违式船只的重点。
在殷无恙给潘有智治病的第三天，督标营兵突然出现在珠江水系各港口和船坞，先把载货梁头高于一丈八尺、空载梁头高于二丈五的违式船只锁扣，其他违式疑船交海关广州大关处置。各船坞事先进行过踩点和暗访，不法坊主一律押送广东按察使衙门。
广州是对外通商口岸，碇泊西洋船的黄埔不在查禁之列，李侍尧把重点放到查禁南洋船上。南洋番船在广州城南约十里长的码头卸货载货，李侍尧锁扣了违式番船后，饬令承办暹罗等南洋贸易的本港行与海关吏胥一道，配合督标营官对番船番商进行甄别。凡没有南洋番王颁发的王牒，一律以假番船番商论处，收缴船货船只，人犯交臬司衙门重判。甄别的结果令人吃惊，竟有七成假番商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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