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朝贡贸易的一大缺憾，是没有从潮水般涌来的洋货中，窥测出“西夷”是文明人，“西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士大夫众口一词将西方的精美制品贬为奇技淫巧，无不自豪地声称老祖宗早就有。雍正帝的宠臣，浙江巡抚李卫说西洋“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车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鸣钟、铜壶滴漏，而汉时早有之矣；所骇人者机巧，而木牛流马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亦已有之，至今尚有流传之者。是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亦中国之所素有”。
乾隆末年，马戛然尔尼出使中国，为了证明英国是值得中国交往的文明国家，使团人员包括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军官和士兵。使团携带的礼品则是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结晶，从蒸汽机到新式武器应有尽有，装了满满的六百箱。马戛然尔尼计划献上礼品的同时进行各种学术、工艺、武器演习等交流。然而，大清君臣丝毫察觉不到“贡品”所蕴含的科技价值与战略意义，乾隆贬斥英国“贡品”“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务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英使向中国老皇帝引荐英国的最新科技成果天文望远镜，乾隆竟轻薄地说“这玩物只配给小儿玩耍”。嘉庆帝比他的父亲跑得更远，他庄严地在谕旨中宣布：西方的淫巧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实力禁绝”。
九
一口通商限于广州，实际上限于广州城外一条约两里长的街区——十三行。
十三行是一个封闭状态的贸易区，商馆设施齐全，西洋人可以享受到与欧洲上流社会相差无几的生活。然而，怀柔远夷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溶化成天朝意识的歧视，以及越来越严厉的管束。
夷人只能生活在十三行的狭窄空间；夷人不可进入广州内城；夷人不可见官；夷人不可直接申诉；夷人不可在广州久留；夷人只能去化外区澳门住冬；夷人不可携带夷妇进入广州；夷人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
1787年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探险家拉佩鲁斯说：“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康有为评价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十
西洋“藩属”的朝贡贸易，由十三行具体承办。十三行由一群本质上是贸易商的官商构成，而商人的本质又决定朝贡贸易必然发生质的变化——朝贡是一面冠冕堂皇的大旗，大旗里裹挟的是自负盈亏的普通贸易。
商人不能不务实，不务实，你的洋行就开不下去。
商人身贱位卑，他们不敢逾越朝贡贸易而另起炉灶。他们小心翼翼寻找与朝廷、与地方、与海关的利益契合点，荣辱与共，以求得赖以生存的空间。
十一
一口通商，客观上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批外向型产业基地。
清廷严禁洋教，广州十三行成为传教士的落脚点和隐居处。传教困难重重，传教士在十三行商人的默许和暗助下，仍在秘密从事中西文化的交流。
近代的改良思潮与共和革命，之所以滥觞于广东，其源头可追溯到明清时期，荟萃于广州的西学东渐。
十二
在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一口通商利于广东，而于国于民无益。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晚年的乾隆对西夷的防范更加忧心：“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将会威胁到朕天下，因此，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1893年，英使马戛然尔尼以向中国皇帝祝寿的名义，请求扩大中英交流。对其不合理的地方，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乾隆对这些要求全部严词拒绝。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称：“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历史是那么的无情，世界的格局绝不是“天朝”所能左右的。在国际交往趋于频繁的近代，无数的事实证明：开放方可求强，闭关不能自守——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英夷”的大炮轰开，中国到晚清不得不放弃不合时宜的朝贡体制。
十三
十三行的后期历史，想必是通读了全书的读者所关注的。
潘振承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三日（1788年1月10日）逝世，他逝世前做出安排，潘家不可做公行总商。在官府确定新总商时，潘有度再三推辞，新总商落到蔡世文头上。乾隆末年商欠连发，蔡世文无力解决商欠，负债累累，于嘉庆元年自杀。官府指定潘有度出任总商。
联保赔偿制和朝廷官府的双重压榨，不断有行商破产，受到抄家入官、逮捕法办、流放伊犁的处罚。潘有度意兴阑珊，1808年以十万银两的代价，请求退办行务获得朝廷恩准，遂停止业务。然而到1814年，粤海关不满伍秉鉴、卢观恒二总商，强迫潘有度恢复同文行业务，再任总商。1821年（道光元年）潘有度逝世，潘振承长孙潘正亨不愿继承行务，更怕做总商，他有一句名言：“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迫于压力，潘振承庶孙潘正炜接替行务，更名同孚行，同孚行经营到鸦片战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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