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君臣本能地把外商视为贡商，把他们运来的商品当成贡品。贡品分正贡（礼品）与附贡（商品）两种，正贡赠送给中国皇帝，能获得超值的回赠；附贡说白了就是纯粹的商品，附贡就地互市，买回外国稀缺的中国商品。
天朝意识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自给型农耕经济促使朝廷把互通有无的贸易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乾隆帝在托英国“贡使”马戛然尔尼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在中国君臣看来，朝贡是藩属的义务，贸易是天朝的恩赐。
五
可以想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没有崇洋媚外。
吃错药才会崇洋媚外，中国人在夷番面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异丑陋”，广东人把他们叫作“鬼”——直到今天，广东人仍把外国男女称作“鬼佬”、“鬼妹”。
既然是“鬼”，自然没有资格做“文明人”。殊不知，他们也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史，有着笼罩在封建神权黑暗下的中世纪；从相当于中国元末的14世纪初起，开始了摆脱黑暗，探索光明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及轰轰烈烈的宗教、政治等改革。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科学受到尊重；西方航海家用人类的脚步证明了天文学家的地圆说。人类首次有了全球的概念，随之而来的是方兴未艾的远洋探险和海外贸易。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国重开海禁；次年钦定四口通商，然而，从乾隆二十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屡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这事引起朝廷的高度警觉，遂导致乾隆帝敕令西洋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但清政府毕竟留有一口通商，到港商船和贸易额处持续增长的状态。史学界有关“闭关”和“限关”的争论迄今仍在延续。
六
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日本。
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1603-1867年）限制国人渡海出航，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限长崎接泊外国商船，与西洋通商只限荷兰一国。有学者把同一时期日本与中国的闭关锁国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中国更严厉。其实，二者有较大的不同：首先，日本长崎一口通商，是为对外贸易；而清廷不论几口通商，是为朝贡贸易。
其次，中国的通商口岸未起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国人无视外部的世界；而日本却以学生的姿态把外国商船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1669年幕府创设“风说制”。凡外国商船来日，风说役官员与通事登船与外国人交谈，内容涉及商船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之后，学者把源于中国的材料编写成“唐船风说书”，把源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兰（荷兰）的材料编写成“和兰风说书”。“风说书”供幕府官僚阅读，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社会。
魏源是中国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智者，他编撰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倍受冷落。1851年，中国赴日贸易二号商船带去三部《海国图志》，被日本风说役官员如获至宝买下；此后，陆续有中国商船带去《海国图志》，全部被日本收购。原版《海国图志》有八部在日本市场出售，日本书商立即出版日文版，在日本掀起购买阅读狂潮。魏源《海国图志》的精髓是“师夷以制夷”，1852年美国战舰轰开日本封闭的国门，魏源的“师夷思想”立即被日本广大民众所接受。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主动开放，积极维新，从而避免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可怕的不是几口通商，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封闭。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君臣乃至百姓，仍顽固地抗拒外来文明。
七
中国的自闭心理，与非洲美洲的土著截然不同，他们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而中国是因为过于狂傲自大。
典型的中国论，为北宋石介所作：“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中国”的英译是“瓷器”；“中国”的汉语原始义，则是中心国家、中央大国。“夷”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夷”成了野蛮、愚昧、落后、不开化的代名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这种观念有它的某种合理性，中华核心圈的文明确实优于周边政权和部族。
明朝末年，欧洲传教士纷纷深入中国，他们多为饱学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徐光启、李贽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则对西方文化绝对排斥、恶毒攻击。士大夫最锐利的批判武器是“华夷之辨”：华夏文化有着与生俱有的优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后愚昧、荒诞不经，必须严加排斥，荡涤殆尽。
康熙帝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仅仅限于个人的爱好；乾隆帝对西洋珍宝奇器爱不释手，也仅仅是当作玩物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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