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轮次的斗争下来，东林党尽落下风，很显然，在制造舆论和政治斗争上，东林党人并没有太高的天赋。他们对沈潅的攻击没有形成杀伤力，于是他们只好又转而攻击沈潅背后的靠山、已退休的前任首辅方从哲，希望能借力打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天启二年四月，有东林背景的新任吏部尚书孙慎行翻旧案，上疏追论方从哲在红丸案中的罪责。这所谓红丸案，乃是明万历至天启年间接连发生的内宫三大奇案之一。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慈庆宫（太子居所）突然闯进来一位后来被认为是有点神经错乱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凶狠地击伤几位侍卫。幸好被及时扭获，此案是为“梃击案”。万历皇帝朱翊钧死后，太子朱常洛即位，但即位不久就患上重病，郑妃又派人送药，结果不光没治好病反而转危，紧接着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凡药，朱常洛吃了两丸便一命呜呼，是为“红丸案”。朱常洛死了以后，其选侍李氏虽身份低下，但是挟持年幼的皇帝朱由校（也就是天启皇帝）而自重，企图打破宫廷规矩，自此占据乾清宫。后经朝臣据理力争，才不得已移居到了哕鸾宫，这件事也就是三案之中的最后一件——“移宫案”。
第12节：奈何江山唱晚(12)
“三大奇案”虽说各有离奇，但却都是皇族内部的权利之争，和身为奴才的朝臣、太监没多大关系，也不是他们能管得了的事情。但偏偏有意思的是在几年之后，这一连串的案子又被翻了出来，成了东林党人攻击魏党的工具。
面对东林党人这一波来势汹汹的进攻，年少的天启皇帝也不敢怠慢，只好下了一道圣旨让廷臣们凑在一起商议此事。在这次会议中，东林党人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魏大中等一百余名大小官员，纷纷避实就虚要求治方从哲之罪，并希冀以此将沈潅牵连下台。不过此时的魏忠贤远非等闲之辈，在他的操作下，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内廷官员拼力庇护方从哲，客氏也从侧面劝解皇帝。于是闹了一阵，结果方从哲毫发无损。这样的结果，让东林党人大为恼火，而具体操作此事的吏部尚书孙慎行也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力气费了不少，可结果却鸡飞蛋打。一气之下，没过多久便上疏请辞，说自己身体不好。这种负气离职的做法自然又中了魏忠贤的下怀，魏大太监也不含糊，立刻帮皇帝拟了一道旨，赶走了孙慎行。
赢下这一阵之后，魏忠贤依然毫不手软，继续追击，大肆斥逐和杀害反对他的正直大臣。而在此种情形下，东林党人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继续攻击沈潅。刑部尚书王纪在上疏弹劾沈潅的奏折中，更是把他比作大奸臣蔡京，又激起波澜无数。
在双方死命角逐的过程中，魏忠贤东踢西挡，虽然占据了斗争的主动，将王纪削籍罢官，但最终沈潅也于当年的七月下台。沈潅的下台是东林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唯一值得称道的胜利，只是这胜利的代价过于沉重。是年八月，东林党人、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任职辽东经略，坐拥边关军政大权，东林党人的反扑才算是真正地取得了一点点效果。
失去了沈潅的有力支持，魏忠贤算是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但这种挫折对于极有流氓韧性的他来说，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难关。试想一个为了前途可以割掉命根子的人，他的内心该有多么强悍！于是沈潅倒台没多久，魏忠贤便物色了两个新的帮手——顾秉谦和魏广微。紧接着他又有惊无险地将两人同时送入内阁，一举弥补了沈潅下台的损失，并以此为日后控制内阁埋下了伏笔。
（二）士大夫之殇
由于魏忠贤的疯狂攻击，朝野间的政治版图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人虽然在表面上占据着有利位置，但在气势上却已经开始显出颓势。
在内阁中，虽然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都属于东林一脉，但由于有了顾秉谦和魏广微这二人的牵制，自然较往日难受了许多。在内阁之外，魏忠贤的触角并没有完全舒展，负责官员任用的左都御史赵南星（后改任吏部尚书）、李腾芳、陈于廷，负责科举选拔的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人都属于东林一脉。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孙居相、郑三俊、邹维涟等人也都在中央的各大部位担任着各种类型的职务。因此从表面上来说，东林党还具有相当的实力。
但让人泄气的是，东林党人这种表面性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具体的力量，进而取得斗争优势。这种遗憾体现在三个方面，但究其根源却是相同的。
首先，作为东林党骨干的那些官员们，大都有着比较严格的行为准则，有抱负、有理想，能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认识不够。即便后来因为屡受打击有了一些认识，但却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及进攻手段。对于魏忠贤一伙近乎泼皮无赖的战法，东林党人一面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一面又缺乏与之对应的有效手段，一根筋似的钻牛角尖是他们常犯的错误。这种看似勇猛顽强、坚忍不拔的斗争策略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其次，作为典型的文人集团，东林党人对于政治总会充满乌托邦似的幻想，甚至有些孩子气。一到斗争的紧要时刻，他们总是希望圣明的元首能清澈明悟、公正地判断是非，因此上疏进谏是他们传统的攻击策略。而这种办法需要有极好的外部条件才有可能奏效，一是作为元首的皇帝确实明察秋毫，二是朝野之间利于己方的舆论要足够强大。但事实上在天启年间，这两个条件都很难具备。首先，作为皇帝的朱由校基本是一个木匠，头脑再灵活他也不会用到问政上。其次，在当时的朝廷之中，魏忠贤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想要发起一边倒式的舆论狂潮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此时圣旨的传达要经过魏忠贤所领导的司礼监，因此这圣旨到底是谁的意思已经很难说清。由此看东林党人死抱着上疏这一招不放，确实是有些迂腐和幼稚，其经常性的失败也在所难免。除此之外，东林党人的幼稚病还体现在他们面对失败时的态度上。往往只要努力泡汤，他们就会采取辞职的手段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如之前所述的吏部尚书孙慎行和若干年后的一代大儒刘宗周。这种孩子式的意气于事无补不说，还会引起皇帝的不满，进而造成更大的损失。特别是此时他们还要面对魏忠贤这样的超级对手，辞职抗议简直就是在帮魏忠贤清除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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