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据说他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出面为他平反。
可是葛佩琦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研究研究”。他整整望了七个月——即望到当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把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他的歪曲诬陷之词重复一遍之后说：“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来人问葛佩琦有何意见，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做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这样，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申诉。负责解决“右派”难题的五大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好多次。各部门接待人员都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复查结论》已由有关方面批准，他们不便再过问；有的还加上一句：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但是葛佩琦并没灰心。“实践是检验真正的惟一标准”，他开始了第三轮上访。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你的问题似乎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回生。
这时，恰巧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对！上访胡耀邦！”
得到了这些启示，葛佩琦的思路也豁然开朗：孩子有了困难，应该去找妈妈解决；政策落实不下去应该去找党中央。但他又不免顾虑重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家门口，必须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他的申诉信能够顺利到达耀邦的手中吗？
但是他仍决心一试！
这一试，他才恍悟到自己的那些顾虑是多余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胡耀邦家的门前所见和胡耀邦的批示，使他增添了无限信心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并没有便衣巡逻，耀邦家的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他按了大门一侧的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这位警卫人员转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带着，”葛佩琦说着，就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五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他一按门铃，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中间印有竖方形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和这位同志一起出来的一位青年学生，在一旁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就在西单商场北边，您快去吧！”葛佩琦感激不已。
但天色已晚，视力又很差，他决定改日再去中组部。回到他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他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中组部”，中间红竖长条格里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连这么芝麻点儿的小笔误，耀邦都予以点正，可见他对冤苦人的申诉信看得多么仔细、多么诚心！
葛佩琦心潮滚滚地久久捧着这封申诉信向窗外凝思着，一动不动，像铜铸石雕一般。终于，他不禁喃喃自语起来：“真是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啊！这不只是关系到我们一些个人的命运啊！”
大杂院的邻居们听说葛老头去胡耀邦家里上访，纷纷前来打探个究竟。他把这两天上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个痛快，使这些老老少少都听得出了神。有的说，“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带头人”；有的说，“胡耀邦在做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们都为葛老头幸逢大好人而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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