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任小彬说：“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得由陈副部长决定。”说着给葛佩琦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任小彬打了电话。任小彬说：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见你，并说明了接见的时间与地点。葛佩琦按时前往，见到了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交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副局长：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更没有我的签字同意，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能同意。
副局长：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有什么证据？
葛佩琦：有！我有人证与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长：好，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我对耀邦同志和中组部的同志绝对信任。问题在于人民大学，我还有些不放心。
副局长：请你放心，我们会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复查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倒春寒”毕竟只是春天中的短暂寒冷，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终被全部推倒
葛佩琦与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谈话之后，回到他那自称“九六陋室”的八平方米小屋静候佳音。他先后帮助七八名被“文革”耽误了的高中毕业生辅导功课，还修订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的物理部分（后来这些高中生有六人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人还去了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静候了半年多，仍未见到人民大学方面的任何动静。又听说，他的“右派”问题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人民大学的同志才不敢贸然从事。他觉得这种说法不可靠、不科学：“彭老总的问题不也是毛主席定的吗？不是也翻过来了吗？”
1980年11月17日，他实在憋不住，给“知心老头”李逸三写了一封信。这几年，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过：“李老不是别人求他，而是他自己主动向苦难人伸出援救之手”；可这一次，他出于对李逸三的“政治安全”的考虑，让别人看来好像他被“宽释”出狱回到北京后，从未与这位老人谋过面，这是第一次给多次主动向他伸出援救之手的老人写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问题，请您予以协助解决。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我给个别党员干部和党委书记提了一些意见。由于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我在发言时，态度有些不冷静，说话有些带刺；但是我发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内同志通过整风，改正缺点。不料有些报纸报道时，竟然说我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因此我被划为右派，至今没有得到改正。
您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我19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道，抄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是我说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党员、老干部，是我的老领导，我发言时您在座。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有关方面为我写个证明材料，协助我解决这个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以便落实党的政策，至为感盼！
人民大学党委已经查明，我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解放前一直坚持做地下工作；但我的组织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我被错划右派后，又被逮捕“法办”，坐监十八年，人民大学党委认为判刑问题，证据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这两个问题，也希望您能予以协助解决。
此致
敬礼
葛佩琦 谨书
附件一：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大周报》的更正信（抄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况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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