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增加新官职，让更多的人有腐败的机会，同时使国家机器大幅度地提高运转成本，降低运转效率；
二是改变汉官名，大家不习惯、不方便没关系，关键是让大家尽量忘掉刘汉，记住新莽。
王莽从中央到地方大量增设新官职。
比如，在中直机关设置4辅、3公、4将、9卿和6监，增设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等岗位；地方上则分全国为9州、125郡、2203个县，大量增设副职。
公元12年，王莽信誓旦旦地宣布要大封诸侯，随即公布了对两千多人的分封。
但是，由于新的组织人事制度太复杂，太烦琐，基础工作（如分封的图册）短时间又难以做好，对这些人实际上根本没办法授予国邑。
这两千多个被封爵的人没办法，只得暂时住在京城，每人每月从国库领几千钱做花销。这时物价飞涨，在京城这几千钱根本不够用。
于是，这些受封的人都觉得手紧，就想方设法干点坏事儿来创收。
王莽重用的干部就会两招，一是忠于他，二是会敛财，真干起正经儿工作来只能抓瞎。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王莽的干部则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无知和无能。
王莽登基之初，就派出五威将军12人，巡视全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任务是宣传王莽代汉的重要意义和新莽王朝的声威。
这些五威将军在内地到处耀武扬威、肆意敲诈勒索。到了边境，他们就故意制造事端，充分卖弄愚蠢。
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们把西域三十多个属国的国王一律降为侯。
到了匈奴那儿，他们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这个名字有点骂人的味道。
他们在授予匈奴单于新的印信以换回前汉朝廷颁发的旧印信，故意把“玺”改为“章”。单于看了很不高兴，坚持要回原来的旧玺。五威将军陈饶当场把旧玺砸碎。
单于大怒，立即出兵进犯内地。西域诸国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先后发表声明，宣布脱离新朝，发兵袭扰边境。
王莽建立新莽官爵体系的另一招是改变汉官名，来强化广大干部对新莽王朝的认同。
比如，在中央，他把大司农改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把大理（即廷尉）改为作士；把中尉改为军正等等。
在地方，他把太守改称大尹，称卒正或者连卒也行；一个县的最高长官则有三个叫法：县长、县令、县宰。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样为改名而改名，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当然，他的另一种改名，就更无聊了，那就是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名字，京城宫殿和城门的名字也作较大改动。比如，把长安改为常安，把长乐宫改为常乐宫等等。
王莽被骂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实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
王莽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施政宗旨，和他的无德无才、只知效忠与敛财的干部队伍，决定了他的王朝不可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带领老百姓寻找幸福生活。
比如，他的“王田”政策，完全是“三拍”型的施政产物，即：当权者拍脑袋拿主意，有关干部拍胸脯表态，出事不可收拾了大家都拍屁股走人。
我国的土地问题是十分复杂和敏感的。
在前汉末年，土地私有制已实行了数百年。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具体到某一块土地可都是有主人的。
毕竟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人们有了它，无论用来剥削人，还是尽量避免被人剥削，都很方便。
王莽宣布土地收归国有时，无论大小地主还是有几亩薄田的自耕农，都强烈不满。
在土地私有制下，由于刚才说的原因，无论地主、自耕农，还是佃户，都想买点儿土地。王莽规定土地不准买卖，其实就是卡大家的脖子。
还有，据专家从理论上测算，当时如果把全国的土地按户平均分配，每户不过六十多亩。考虑到朝廷、地方政府和地主所占的土地显然超过平均数，老百姓每户平摊所得肯定大大少于六十亩。
所以，王莽所谓对无地的农民每户按百亩授予，一开始就是哄人的。
这样，王田政策遭到所有人的激烈反对，大家情愿犯罪也不想接受它。
这个王田政策自公元9年颁布起，全国干部群众都反抗。因为触犯相关禁令，“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仅仅三年后，王莽不得不废除这个政策。
他的奴婢政策、币制改革、五均和六管措施等，也是如此，因为罔顾客观规律和老百姓利益，都在当权者自己捞足并把社会搅乱之后，很快玩完了。
王莽不仅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日子，反而想方设法搜刮和坑害老百姓，敲骨吸髓，剥皮入骨，他就是挨砍也没人同情。
最后，也是王莽被骂的第四个原因，是他心太黑，手太毒。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无论君臣百姓还是自己的至亲骨肉，只要挡路，或看着不顺眼，他说黑就黑。
但由于他伪君子的修养太深，早先大家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现在，他在携诈篡汉之后，又大力推行欺民新政，大家终于看清了：他篡汉只是毁了刘家江山，他的新政则要毁了天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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