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不仅不归还印绶，不说明理由，还打着官腔斥责寇恂说：“我是天王（更始皇帝）派来的使者，你一个小小的功曹想威胁我吗？”
寇恂也是不世之才，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地质问使者：“我并不敢威胁使君，只是认为您考虑问题实在欠周详。现在天下刚刚初步安定，新朝廷的信义还不为人所知，您奉更始皇帝的使命巡临四方，有关郡国没有不伸着脖子、侧着耳朵望风归顺的。现在您刚到上谷就不守信用，破坏归顺之心，催生离叛之意，还怎么号令其他郡国呢？况且耿太守在上谷，长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爱，现在看来您要换了他。假如换的是个贤能的人，在这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会给地方带来骚扰，假如换的是个无德无才的家伙，只会更加添乱。我为您着想，还是不如把印绶还给耿太守，让广大干部群众安心吧。”
寇恂的这番话理直气壮，用大信、大义、大理，对使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得很有水平，也很有分寸。
这个使者如果稍微有点儿素质和政治头脑，应该顺水推舟，把印绶还给耿太守，安定了局势，自己顺利完成了任务，还卖给寇恂一个人情。况且，寇恂是带兵来的，摆明了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但是，这个使者就是这么不识时务，既不正面回答寇恂，也不交还印绶。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只有两种可能，他要么是不知轻重是非的庸才，要么是索要好处，或者其他个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非要在这儿敲一笔。
那就不能客气了！
于是，寇恂立即命令手下，以使者的名义请耿况过来。
耿太守刚一进来，寇恂立即上前从使者那儿夺过印绶，把系着大印的绶带给耿况挂在身上。
看来使者不过是欺软怕硬，见此情景，也无可奈何了，只好宣布任命耿况为上谷太守。
就这样，上谷郡新旧政权的交接算是完成了。
由此可见，寇恂对形势的把握，处理事情的机智果敢，都是更始使者不能相比的。
他实在是个人才。
当然，他对更始的失望也由此更加强烈了。再加之早就从内心仰慕刘秀，他就加快了追随刘秀的步伐。
由此也可见，更始王朝收降恢复地方政权的工作，不过是个黑色幽默。
再看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郡的情况。
渔阳郡是上谷郡东边的邻居，更始收复它的工作没费吹灰之力。
更始派来这儿的使者名叫韩鸿，是宛城人。很巧，韩鸿一到渔阳，就遇上两位老乡，一个叫彭宠，一个叫吴汉。
彭宠出身干部家庭，他的老爸彭宏曾在前汉哀帝时任渔阳太守，威震一方。王莽篡位后，下狠手收拾不听话的干部，彭宏与著名的鲍宣等正直的官员一起被害。
老爸死后，彭家生活陷入困顿，彭宠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他很年轻时即在家乡出任郡机关干部，后来又任王莽大司空王邑的僚属（元士），跟随王邑镇压舂陵子弟和原绿林军数部组成的联军。
所以，彭宠又是与更始联军结过仇的人。
后来，听说自己的弟弟加入了更始联军，彭宠知道王莽的人手黑，怕受弟弟牵连被害，就与同乡吴汉一起逃亡到渔阳，躲在老爸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家里，暂时栖身。
吴汉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在宛城乡下担任过村民组长（亭长）。王莽末年，吴汉因为朋友犯事儿受牵连，逃亡到渔阳，以贩马为生。
渔阳已是边郡，加上大灾荒引起的大动乱，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吴汉是豪侠型的性格，身在异地，生活贫困，贩马又赚不下几个钱，但他轻财好义，每过一处，都很注意结交豪杰人士，老乡彭宠就是他在这个时候结交的。
彭宠后来数易其主，又割据自立，在腥风血雨的社会变革中没有找到北，被刘秀打趴在地，死得也不太好看；吴汉勇武绝伦，阴鸷残忍，谨慎尽责，后来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建立了很多功勋，官至刘秀的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名列“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目前这哥俩儿都是流民，躲在渔阳混饭吃。
眼下，韩鸿在渔阳遇到彭、吴二人，叙起老乡情来非常投机。
彭、吴既然是逃亡，当然应该躲着公职人员，而韩使者肩负重要任务，当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跟渔阳高层人物打交道上。但事实是，这哥仨儿就是见面了，而且是“宾主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政治军事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不知是因为高兴一时冲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韩鸿立即充分行使使者权力，任命彭宠为偏将军、代理渔阳太守，给吴汉也弄个县长干干——让他当安乐县县令。
安乐是渔阳郡所辖的一个县，就是今天北京的顺义。
且不说彭、吴将来如何如何，当时一个是开小差的，一个是逃犯，韩使者像玩儿似的随即委以重任，看起来是开玩笑，其实是更始王朝的干部政策使然。
这样，渔阳就算“归顺”了更始政权。
前面说了，刘玄等一伙“劣币”收复基层政权的工作表面看来热热闹闹，其实是完全失败的。他们不仅没能巩固更始王朝，反而充分彰显了自己的腐败、懦弱和无能，并且把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才直接推给了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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