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倒落得消停，自欺欺人，从容淡定，继续放心地弄权捞钱玩女人。
当他知道各地都发生了农民起义的时候，他已是人人喊打、满眼都是对他要杀要剐的人了。
刘秀看准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弊端，一旦天下基本坐稳即着手改革。
对刘秀来说，地方上的行政机构改革好办，只要看准了，下手狠点也没关系。
在这儿，刘秀看准了，并且把握住了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就是：一个中心，即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两个基本点，即理顺关系，保证政令畅通；精兵简政，提高行政效率。
这些都是敏感问题。
先看看这“一个中心”。
虽然所有的帝国一哥都希望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是他个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也根本管不了那么多，而且，中央与地方必须保持合理的权责划分，帝国才能正常运行，不出问题。
如果中央统得过死，地方上过于疲弱，一旦帝国有个风吹草动，地方上很难有所作为，所有的矛盾直接对着中央，是很麻烦的。
如果中央放得太开，地方上就会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形成割据自重的局面，尾大不掉，同样是很麻烦的。
秦至西汉以来，帝国一哥都是力推中央集权的：在朝廷不断强化以一哥为中心的皇权至高无上，在朝廷跟地方的关系上不断强化中央集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极少有哪位一哥能够把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得当很顺畅。
分寸不好把握啊！
秦始皇威加海内，号令一统，把地方的权力最大程度地集于朝廷，把朝廷的权力最大程度地集于自己，结果搞得内重外轻，地方上权力越来越小，自己也累得要命。
各地农民起义爆发时，地方郡县纷纷望风披靡，他苦心经营的朝廷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了起义军的刀枪棍棒之下，步步滑向覆亡。
有鉴于此，刘邦建国时推行地方上的郡国并行，适当扩大地方王侯和郡县首长的权力，让他们平时管理地方，战时拱卫朝廷。
但是，刘邦有点矫枉过正，加之地方王侯和郡县首长权欲急剧膨胀，很快形成了朝廷内轻外重、弱干强支的局面。
这也是十分危险的！
刘邦还健在时，王侯反叛和地方拥兵自重的现象就没有绝迹过。
刘邦的儿孙、西汉的一哥们痛感人心不古，不断加强中央的权威，打压地方势力。
经过刘邦之后三代一哥的不懈努力，到了武帝时候，终于解决了地方割据威胁中央权威的问题。
汉武帝时期，是有史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时期，帝国因而达到空前的强盛。
但是，好景不长，武帝之后，刘家的一哥们没有处理好这种要命的关系，帝国渐渐出现内轻外重、地方叫板中央的状况。
到了王莽窃国的时候，朝廷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干部素质和人文面貌，基本上全烂掉了！
对于这些，刘秀感同身受，也做了认真的研究，他在拿捏地方行政体制时，从平衡央地关系的大局出发，在两个基本着力点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一方面整肃吏治，健全法制，理顺行政关系；一方面精兵简政，大力裁撤机构和冗员，提高工作效率。
刘秀考虑到既要打仗扁人，又要建设发展，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最好是只吸脂割肉而不伤筋动骨。
所以，他在郡国的层面上，动作是比较小的，只是在一些地方的管辖范围上做了一点小的调整，搞了一通下来，全国分为13州部、71郡、27诸侯国和京师7个郡级单位，也就是合计105个郡国，比西汉末年的103个郡国还多出2个。
对干部来说，刘秀对他们的职级、职责和待遇维持不变，只是对个别岗位做了撤并调整。
在县级层面就不一样了，他的动作非常大。
公元30年6月，刘秀宣布，在全国撤除400多个县级政府，裁减全国所有县级机关干部的90％。
再来看看中央吧，这是刘秀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所在。
中央的政治架构、人事布局，或者说朝廷的政治生态，历来是一哥最关注的问题，也向来最让一哥操心，当然，有关问题解决起来也最伤神。
大体上说，秦及西汉，帝国中央实行的是皇帝和“三公”决策制度，也就是说，以皇帝为中心，加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构成帝国最核心的决策领导班子。
其中，皇帝当然是主要负责人，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帝国所有的日常事务，相当于常务副皇帝；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相当于副丞相、朝廷秘书长。
这三个岗位的设立是帝国最高权力博弈的产物，虽然在不同的一哥那儿，这哥几个具体的职权有很大的变化和不同，但每人的权力确实是极大的。
要命的是，担任这几个职位的人，往往要么功勋卓著，要么能力超群，要么就是皇帝嫡亲，他们一旦上任，就是“权至实归”，连皇帝也不敢小瞧。
这样，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履行职责时就难免跟皇权碰撞了，无意产生一些误会，甚至故意搞一点麻烦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稍微有点血性有点抱负的一哥，就把对付这“三公”当做最重要的功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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