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一个很烦人的问题：
帝国一哥处于权力金字塔的塔尖，拥有终极权力，却不能把所有的活儿干完，他不得不授权同僚来干；既要授权给人家以便人家干活儿，又不想人家弄权，多少让人左右为难；三公的权力距离皇权最近，要想用起来不碰撞皇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
秦代就不说了，始皇帝一死，二世很快玩完，他根本没想到，也来不及在这方面搞什么东西。
西汉自刘邦以后，历代一哥都高度戒备，并不断想方设法削弱三公的权力，但收效甚微。
道理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最汹涌澎湃的东西有两样：一是洪水；二是人的欲望，特别是权力欲。那些年头，能够位居三公的都是能够跟一哥讨论问题的主儿，怎肯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
到了西汉武帝刘彻时期，他痛下决心，加大力度削减三公的权力。
刘彻是一位非常强势的人，年纪轻轻就当了一哥，不能允许朝廷里有几个位高权重的大臣整天分享自己的权力。
经过一番谋划，他就想了一个主意：在自己的身边设立中朝尚书，名义上看是自己的新的秘书班子，其实他有意识地把老哥几个手里的行政、军事、监察权力渐渐往这个秘书班子手里转移。
刘彻很有政治智慧，他怕将来这个秘书班子再像三公那样擅权，就把他们的行政级别定的很低。
这一招是非常厉害的，基本上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一哥的几个人分享帝国最高权力的问题，在帝国最高层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架构：以一哥为绝对核心，几名级别较低的中朝尚书在一哥身边参与决策，抓好落实，而位高不再权重的几位三公成为一哥的高级参议，不再擅权断事，按照一哥直接或者通过中朝尚书转达的旨意行使参谋职责。
这样，在朝廷，掌实权的中朝尚书行政级别很低，而级别最高的三公没有实权。这看起来有点别扭，实际上很管用：大家都要老老实实地对一哥负责。
不过，这种看起来别扭的政治生态如果维持下去，必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当朝一哥一定要非常强势！
果然，刘彻挂了以后，这种局面难以为继，在朝廷核心层，独享和分享帝国最高权力的博弈在新形势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西汉昭帝时期，著名的霍光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大司马、中朝尚书，同时他还是贵戚。这样，老霍集帝国所有权力贵重元素于一身，实际上成为比一哥权力还要大的人。
他的职务级别除皇帝外最高，以贵戚身份肩负帝国最高军事首长职衔，手握军权，还参与帝国机要，负责抓好落实。
大概几十年的时间里，朝廷全部大权在他的手里，所有大事都是他说了算。
所以，刘秀认为，在独享和分享帝国最高权力的博弈中，单靠一哥个人的努力，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是非常不靠谱的。
在着手朝廷机构改革时，他继承而且发扬了先人刘彻的思路，看得准，下手狠，通过一系列措施，重建了帝国朝廷的政治生态，把最高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法理和体制上把这种帝国最高权力架构和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态给固定了下来。
史家称他的这种举措为“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了。
秦汉时期，人们一般称组成帝国核心领导层的哥们儿为“三公九卿”，其中，“三公”是相对稳定的，只是名称有所变化，即：主持朝廷常务工作的宰相、丞相，主持军务的太尉、大司马、司马，主持监察的御史大夫。而“九卿”则从来没有法定的九个职位，而是在三公之下设立的九个左右，一般多于九个的高级职位，这些位子上的哥们儿分别掌管皇室和帝国的各项事务，负责组成朝廷的各个工作部门。
按照这个三公为首、诸卿分治的权力运行机制，皇帝虽然是一哥，但显然也受到不小的制约，再加上朝廷的一些专职谏官和其他干部的鼓噪，一哥的权威就会处于某种程度的包围之中。
这当然是让人很不爽的，前朝的权力斗争多是根源于此。
刘秀沿着刘彻开启的“削弱三公，加强中朝”的方向，首先就是大力建设强势的尚书台。
尚书本来是诸卿之一少府的属官，在主管皇室事务的少府之下，设有尚书及其副手尚书仆射、办事人员若干，完全听命于少府。
从西汉武帝刘彻开始，为了制衡三公，一哥有意识地赋予尚书比较多的权力，尚书的地位越来越高，管的事越来越多。
到了西汉末年，尚书甚至可以根据皇帝的授权拆阅奏章，批转文件，传达皇帝的谕旨，俨然皇帝的特别助理和私人秘书。
刘秀看来，这些仍然远远不够，他干脆在此基础上建立尚书台，作为自己的近侍，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少府，但他要求帝国所有工作，包括军事，都要向尚书台报告。
这个尚书台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答案是无穷大：啥事儿都管，是帝国权力中枢。
比如，帝国日常事务，干部任免，人事奖惩，地方考评，经济税赋，民事民生，军事防务，治安诉讼，边疆稳定，公共工程，如此等等，凡是帝国大事，一律由该台决策、交办、检查，平时朝野有什么工作一律向该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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